。如《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04年3月30日前后发生的“记者因待遇太低集体罢工风波”，即与它在一开始种下的体制性矛盾有关。《东方早报》的创办也基本属于这种模式。

    3．（依靠自有资金）整合刊号和人才团队，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新京报》即属于这种情况，《新京报》主要利用《南方都市报》的人才团队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的刊号，主管单位先投入自有资金整合这两方面资源，再寻找新的投资方。复刊后的《中国新闻周刊》杂志也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组合的优点是报纸的发展会相对稳定，主管方对报纸的掌控能力更强，受投资方影响小，而且报纸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之后再和资本方谈合作，会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避免出让过多的股权，为他人做嫁衣裳。缺点是主管方必须先期投入，资金会面临不足，风险更大。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基本上属于第三种情况。

    崔恩卿很早就酝酿《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崔恩卿到了文联之后，《北京文学》朝着为大众服务的目标进行改革，两年之后取得了明显市场效果，品牌开始回升。基于对北京报业市场的敏锐判断，崔恩卿又准备对文联属下的《戏剧电影报》进行改造，改造的基本思路是规模化和新闻化，把一张全国性的娱乐资讯报纸改为一张北京的综合新闻类日报。1999年底，崔恩卿曾为《戏剧电影报》写过一首诗，在诗中，他已为未来的《信报》做了一个基本的定位：一是“新闻”，二是“娱闻”，三是“大众”，四是“北京”。

    在1999年12月份，他向上级递交了一个题为《文联与戏剧电影报》报告，提出应该好好利用这个资源，把一张专业化的报纸变成一张有规模的日报，既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也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崔恩卿的主张得到文联党组书记吕浩材的支持，但是这张新闻类日报的诞生却并非一帆风顺。北京市主管部门不赞成北京的报业市场出现太多综合性日报，其他几家新闻类日报也对此有抵制，最后《北京娱乐信报》只能用这样的报名出现。有关部门还曾下过指令，规定娱乐新闻不能低于40%。事实证明，崔恩卿对北京都市报的市场判断是准确的，《京华时报》也紧接着进入北京市场，这表明北京报业市场并未完全饱和，《京华时报》的进入门槛（5000万投资）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京娱乐信报》。

    崔恩卿以很少的资金启动了《北京娱乐信报》，报社的自有资金实际上是100万元，加上社内员工预期筹资200万元，老舍基金会的90万元，再加上姜昆的鲲鹏网城公司投资的300万元共计690万元。以690万元的少量投资切入市场，崔恩卿依靠他个人的影响力迅速凝聚了一批骨干力量，凭借他在业界的良好关系取得了纸厂、印刷厂等方面的支持，通过负债经营，渐渐把《北京娱乐信报》推上正常运作轨道。

    一直到创刊一年多后，《北京娱乐信报》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崔恩卿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2001年9月18日，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和北京市文联签约合办《北京娱乐信报》，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向该报首期投资2500万元。

    崔恩卿所选择的《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模式，既保持了报纸的相对独立和稳定，又用最低的投入创造了一个“新闻奇迹” 。他对后来的投资方的选择也是眼光长远，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拥有雄厚资金，更关键的是，它在新闻传媒业中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双方可以形成很好的优势互补。

    《北京娱乐信报》的诞生是多方力量合作的结果，它引入了业外资本，尝试了员工持股。当初尝试员工持股，在“号召信报职工入股时，崔恩卿带头拿出了钱。但他的钱不算入股，而算是风险抵押，他提出：3年为期，到时《信报》如果继续亏损，这钱就算泡汤，由自己承担损失。信报如果有了盈利，他可以将本金拿回。文联党组讨论这件事时，说这不太合适，3年后如果信报有了盈利，你这钱按照银行存款该还利息就还利息。

    按照常规，在北京这样的市场办一张综合性日报，启动资金需要3000-5000万元。崔恩卿意向坚决：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北京娱乐信报》一创办就完全市场化运作，是报业改革新时期的新型报业代表之一。《北京娱乐信报》和《北京青年报》是两个不同时期的报纸，他在创办《北京娱乐信报》时遇到的问题与执掌

    《北京青年报》时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