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们听。通过这种方式，有关情况会传给几千个士兵。在传话的过程中士兵们会夸大其词，但关于艾森豪威尔的说法总是人性化的和亲切的。每当艾森豪威尔在报纸上读到他访问部队的消息时，他都会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士兵们得出结论说他来部队是为了登报，那么这种做法就没有意义和效果了。

    不过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不可能总是避开媒体的追踪。1945年1月里的一天，在乘车去巴黎的途中，他无意中在媒体面前表演了一番，数百万美军士兵通过军事期刊《星条旗》上刊载的这个故事知道了这件事。

    前一周，有关部门要求司令部人员捐献前线急需的O型血。几天后，志愿者在医疗站排起了长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一个军官走进了房间，他躺在担架上，一位护士赶忙在他的胳膊上绑止血带。

    相邻担架上的一个士兵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转过头，忽然又惊讶地再转过头看，原来挨他躺着的这个家伙居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就像一个普通的士兵，”医疗站的卫生兵康拉德·赛格林回忆说，“没什么特殊的，艾克走进来，给他抽血，然后他喝了杯咖啡，走了。就这样。”

    献血队伍里的一个二等兵看见最高司令官从医疗站里出来。他转过头对挨着他的士兵说：“哎，输血的时候要输他献的血，这样没准我会当上将军。”

    艾克听到了二等兵的话，他转过头咧嘴笑着说：“如果你输了我的血，可别染上我的坏脾气。”

    随着为一场大战所做准备工作的节奏加快，艾森豪威尔和其他高级将领到部队去得也更勤了。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开始之前的4个月里，从2月1日到6月1日，艾森豪威尔走访了26个师、24个机场，走访了战舰和为数众多的仓库、医院及其他重要设施。布莱德雷、蒙哥马利、斯帕茨和泰德等高级将领也像艾森豪威尔一样经常到部队视察。那时这些将领们要开的会多得数不清，但他们还是挤出时间到部队去。

    艾森豪威尔的朋友们敦促他戒掉或至少减少到部队的走访。他们告诉艾森豪威尔，无论如何他只能走访整个部队的极小一部分，自己累得要死却没什么实际效果。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也没听从这些善意的建议。“首先，”他说，“我能获得对部队状况的准确感受。我跟他们什么都谈……只要能让士兵开口对我说话。我认为鼓励士兵开口对他们的长官说话有助于提高效率。”

    他相信如果士兵们意识到他们可以跟“大老板”谈话，那么他们与上尉交谈时就不会发怵。他希望这种做法能鼓励低级军官想方设法从属下的官兵获得信息。艾森豪威尔说：“战争中，在扛枪的那些士兵中间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如果士兵们能自然而然地与军官们交流，那么他们的才能就能发挥出来。”他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问士兵们他们排或班最近是否发现了可以把仗打得更好的新工具和新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增进“相互信任和一种伙伴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精英部队的灵魂”。

    艾森豪威尔还不时到医院看望伤兵，在医院他会问伤兵们的姓名，握他们的手，问他们什么时候、怎么负的伤，他们希望什么时候回部队。在二战时期需要设立一些医院和营地供那些自残的、真实的或伪装的精神病、有心理障碍和性病的士兵疗养居住。艾森豪威尔认为“指挥官应该到这些地方来，跟他们交谈，理解他们的困惑、恐惧和失意。其实他们是对生活感到紧张，而不是对死亡感到恐惧。很多患心理疾病的士兵在听到一句鼓励的话后，会立即振作起来。不只一个士兵在谈话中被激起了对生活的兴趣之后，立即对我说：‘将军，把我从这儿弄走吧，我想回部队去。’在我看来，粗暴的态度只会加剧病症，而理解却有助于治疗，如果运用得当的话，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心理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