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圣人（其中包括美国的圣人，如巴顿）的名字“卑人”就应该沉静肃穆默哀，一提到攻占南京“卑人”就应该咬牙切齿两眼含泪如丧考女比 才行。

    这就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德行。他们害怕大众的笑声，他们希望大众和他们一样成天愁眉苦脸。这就是中国的精英。他们将大众放在了精神的低点上，自认自己为大众导师，这种所谓的启蒙主义态度和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蒙昧主义政治态度在表面上看似乎相反，其实是一致的，蒙昧时代的政治是叫大众不要思考，而市场时代的精英是叫大众不要欢笑。反正，大众除了应当受苦，在苦行中实践他们的道德，为某个伟大理想而奋斗以外，就不应该有什么其他想法了。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大众实在不应当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持的立场。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他这样做，他将大众的生命当成实现政治报复和军事目标的工具或许还可以理解，但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应当如此。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缺乏人文关怀的。

    《作家》19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惟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

    他想都没有想，就将人体的价值看成是低于桥梁的，身体必须为桥梁的存在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他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桥梁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体轻松，不必为了过一条河而绕路或者泅水，他不知道，桥梁毁掉可以依靠人体来建造，而人体毁掉了，却不可以通过桥梁来重建，他只是知道，桥梁的存在对于人类是必须的，因而它的价值就高于人体。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一个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不关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生命的权利，却鼓励人民用他们的身体去保护物，它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它让自己的人民拿身体去换一座桥梁、一门大炮或者一辆汽车……，它的存在的合法性我看非常值得怀疑。它没有将自己的人民的生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是相反，将这个国家中的物看成是自己的目的，它宁可要一个物，也不愿意要一个人，它让人为了物而存在，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国家只有它保护人民的生命并且努力使人民生活得更自由更美好的时候才有理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