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别人称我为知识分子，有学识的人，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我知道我是个农民，叫我农民，即使我今天已经是所谓的副教授、文学博士。我痛恨知识分子这个称呼，我觉得这个称呼在今天已经成了妥协、猥琐、虚无、颓废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再没有什么词比这个称呼更让人恶心的了，我一听到这个词就要呕吐。

    我也知道，我作为一个农民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即使我是个写作者，我也将只能得到嘲

    笑。是的，四周嘲笑的声音已经是如此的大，它们充斥着我的耳膜，他们说，看哪，这个人，他有多蠢，他竟然是个农民。是的，我是个农民，我也将永远站立在我家乡的草场、稻田、树阴的边缘为大地、作物、河流、日光以及依赖这些而生活着的人们讲话。我知道他们的命运，我是他们命运的见证，他们牢牢地绑缚在土地上，他们和土地的人生依附关系，他们呆滞的目光、裸露的臂膀、焦黑的面庞、绝望的生死……我是这一切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我数次挣脱它，又被一根无形的锁链拉回的命运就是证据。如今我已经明白，如果因此而得到嘲笑，那么这就是我的大光荣、大命运。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几乎是注定的，我终于能理解“过客”，他为什么拒绝布施，因为这个世界对于“过客”本就没有布施，期待布施、接受布施只会使自己虚弱。“过客”将被那些人认真地嘲笑、讥讽，然后踩上几脚，他们将被各种各样的语言打扮成小丑、流氓、青皮。那些人用文风、学风的帽子，用作秀、炒作、出风头的帽子，从道德上打击我。算是找到了症结，那些人看到了我在学术活动中的道德主义动机——就是要从道德上击垮那些没有信念的人，将他们从历史的牌坊中剔除出去，放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那些人看破了我的动机了，所以以其人之术还之于其人之身，那些人用这个方式，来打击我，算是击中要害了。那么就让我被击中吧。这又有什么呢？我已经听到那些人嘲笑的声音。那些人说“瞧啊，这些魔鬼，被我们击倒了”。我也有可能在这击中中死去，这样那些人嘲笑的声音就会更大了。对于那些人，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好对他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找野兽和恶鬼。”

    这是一个农民，他说出真理的时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人们已经失去了以一种真诚来领受另外一种真诚的能力。丧失了仅仅出于正义而团结在一种行动中的能力，伪善的东西太多伪善成了正常，真诚却反而被人们怀疑为伪善。有人在黑暗中说话了，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不是正义和真理，首先想到的是怀疑他们的动机，从道德上打击他们。其实，在中国一向只有“老人”、“圣人”、“伟人”才有资格说出真理，人们只能听他们崇拜的伟人说出来的话，他们重复着伟人的牙慧，在世界上狂奔，自己已经变成了哑巴，因而就认为其他人也都应该是哑巴——至少应该在圣人、伟人面前闭嘴，他们见不得小人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