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尽心思去计算这些“部分”，便落入了圈套。
无论风怎样，水手都能够选择他的航向，他可以施计利用风。无论基因配置如何，每个人都能够选择他的生活目标，他可以凭意志挫败先天。当然，对于水手而言，他的选择并不总能实现；有时可能风暴太强劲，有时可能海面太平静，但与命运的安排作斗争才使得生命的继续有了意义。同样的，基因的作用只会在某些目标前竖起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社会的作用正是让每个人绕过障碍。
苯丙酮尿酸病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是由多出的某个基因阻碍了某处代谢的正常进行而引起的（大脑里所聚集的某种苯丙氨酸质的退降）。过去，孩子若继承了这样的基因配置，智力就会慢慢消退。而现在医学界已经掌握了上述疾病的不同生理阶段，医生可以介入到其中一些阶段，依靠合适的饮食制度来避免智力衰退。这些基因所引起的真实后果并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代谢错误。错误是无法修正的，但没关系，只要进行适当的医治，病变就不会发作。
一些短暂的生理活动完全被某个基因控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独基因的错误才可能是致命的。一旦有其他因素介入进来，致命性就变淡，甚至消失了。
这一事实同样适用于决定个体性别的基因群。是女孩还是男孩，命运在受孕的一刻已经决定了。但未来是女人还是男人，则是用一生的经历来谱写的。这正应了西蒙娜·德·波伏瓦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来变成女人的。”
西蒙娜的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对生物学现实的某种否定，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当多种决定因素混杂在一起，就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因此顺理可以推出事物的现在状态中不包括它的未来状态。比如气象学，由于各种可能影响气象的因素混杂在一起，气象学者根本不可能预报出半个月后的天气。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更是这样了，他会受到多少的影响！让我看你的染色体组型，我便能知道你的性别，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是看不出来的。那些习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的人，会因为这种未来的不可知性而感到不爽。也许是面对众多的可能感到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也许是不愿想那些还没有到来的未来，这些人宁愿接受一切都是注定的。所有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这种被动的人生态度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态度。它把某些角色认为是女性的，另一些是男性的。其实自然规律说的只是关于生育和怀孕这些生理分工。余下的都是因政治目的与文化选择而起。
向平等靠近
这些文化选择已经牢牢根植在我们的思维及行事习惯中，渐渐地就觉察不出它们的随意性了，只有偶尔当它们与另一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才注意到。比如在欧洲，缝纫的工作一直是女人做的（“高级缝纫”除外，也有些许男人以艺术者的姿态活跃其中），但在非洲的大街小巷里，全是男人在用缝纫机。怎么来判定这些不同的态度中哪一个更适合自然法则呢？
这样的文化冲撞毕竟不常发生，而且通常也只是体现在共同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方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自己是大家的典范，因此难以接受对现状提出的质疑。而妇女中一些个性鲜明强烈的人，拒绝了社会指定给女人的角色，她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走出女人的传统角色。她们尤其要争取选举权，有了选举权才可能参与国家管理，改变身份地位。
经过漫长的政治体制演变与改革之后，妇女终于一点点地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在我们的社会里，竟连最基本的改革也要这样漫长的时间。19世纪末，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与社会对母亲的保护联系到一起，她们认定生育是一项国家应该给予报酬的服务，笃信新马尔萨斯主义运动的女权者们要求对生育进行控制。内莉·鲁塞尔内莉·鲁塞尔（Nelly Roussel，1878～1922）：自由思想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运动者，致力于宣传女子独立思想，反对禁止节育的法律，主张在两性间建立新型关系。于1904年公开维护避孕权，并称之为“小腹的罢工”。生育的职能纵然是与生俱来，但它仍然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
女人拒绝生育，在那时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它立刻遭到政教两界的反对。1914～1918年的战争曾抑制这一自由的企图长达半个世纪，因为经历了战争的屠杀，国家领导者们急于让人口再度繁盛起来以准备下一次战争，于是1920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一切避孕措施的宣传
1920年7月23日法令规定：任何涉嫌可能引起流产，可能出售或外泄以宣传避孕为目的的物体、药或方法的人，将被处以监禁或罚款。
这种精神状态在你看来定是陈旧过时的，但它在30年前还相当流行，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消失。我记得70年代曾经看见巴黎的大小墙面都被贴上政府办事处制作的广告，画面是个可爱的孩子和一句忠告：“为法国的强大而多多生孩子。”我们只得坦白承认，生育尽管是件私人的事情，其结果却关系到民族的力量，于是女人成为生产者，为国家的繁荣及荣誉制造必需的大批劳工与士兵。今日，一些“反堕胎别动队”还会扰乱医院妇产科提供的人工流产服务，手术医生们的生命安全也都受到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还没能够摆脱昔日的阴影。但人们的思想转变已经是迟早的了。**生活与生育之间的联系，曾被年轻女人们看做是沉重的宿命，而现在被更有效更简单的避孕方法削弱了。几十年间，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相关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真探讨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从今而后，**欢乐不会再被同样的后果拖累。而当艾滋病的蔓延让人们对于交合之欢感到迷惑时，新的自由倒像是出现了。今天一切似乎都要重建你们这一代要展开想像给出新的坐标。
当然，也要重建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