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也大多是外资企业和有雄心壮志的中国民营企业。因而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来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深圳并不存在“转型”的问题。

    但作为特区的深圳，至少没有像香港一样获得“一国两制”的待遇，许多的“新鲜事物”，迟早还是需要一个“说法”的。

    这样一个说法，在1995年厉有为与学者胡鞍钢进行“深圳该不该继续特下去”的辩论之后，显得尤其急迫起来。也就是在这之后，深圳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方向，在此后一两年中已经非常明显。

    虽然深圳的国有经济基础并不强大，但深圳市委依照中央的精神，也曾提出过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向，采用当时全国通用的方案，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选取6家大型国有企业为重点，制定了一个“六大百亿集团”的目标。

    但此后人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万科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民营经济转变之后，也开始崭露头角。

    成立于1985年的中兴通讯公司，起初国有资产占绝对控股地位，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股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则是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了公众流通股，而且后者占到总股本的38％，国有股只具有相对控股的能力了。

    厉有为的文章，正写成于中兴通讯改制的前夜。虽然两者并没有直接因果关联，但地方官员的自我理论思索与地方企业的自发改制，在这个时段如此丝丝相扣，反映的却是大势所趋。

    对于厉有为来说，他不能接受“深圳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之类的批评，他强烈地希望为股份化正名——“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这一点恰恰碰触了“左派”抵命死守的红线——所有制问题。

    批判厉有为的文章，都会引用这样的数据：“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自1992年以来，每年以近5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现已降到临界点（30％），甚至低于大张旗鼓搞私有化的俄罗斯（40％）。”因此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的深入，使国有企业丧失了主导地位，外资和私营经济却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已经在改革中萌生。”

    “大批判”“流产”之谜

    对于厉有为这样的干部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显然牵涉着全局的走势。很快，各种声音汇集进了中南海。2002年，厉有为在对《深圳特区报》记者回忆道：“如果没有江总书记，**校长的支持，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的**说，厉有为是在党校内部的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此后一段时间，不少关心政治风向的人便确信：对于厉有为的“大批判”“流产”了。因为极“左”派精心酝酿的第二波“口诛笔伐”迟迟没有出现。相反，在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中国经济时报》还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