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法》、《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原陶铸秘书丁励松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因此“条例”中尽是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如果说得不客气，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让他们赚钱，二才是爱国，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办特区应该让投资者赚钱，他们有钱赚，才会大批来，只有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路转开来后，他们又着手重新草拟“条例”。

    就在吴南生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