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纯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儿》中描述了70年代末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一夜，南岭村有400多名青壮年从张伟基泪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