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和袁庚是惟一令我在写作此书中心情既沉重又宁静的两个人。

    2004年5月9日，广东省博物馆一位老者颤巍巍地捧出两人的档案匣，让我查阅。五个小时后，当我抬起头，首先碰触到的是一张泪水盈眶的脸。这位面容枯瘦的老人就这样一直端坐在我的对面，一直默默流着泪。她一字一顿地说，十年了，你是第一个来我这儿查找二人资料的人。

    一霎间，我背过身去，禁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说，袁庚今天还偶尔露峥嵘，残留在极少数人的视线和印象中，那梁湘早已是彻底地从尘世消失了。对于现在绝大多数深圳人来说，他似乎一直没有存在过一样。如果说，深圳改革是一座中国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最皇皇巍峨的大厦，那梁袁无可争议是两根关键的巨梁。任何一场伟大的改革，都会诞生他所需要的风云人物，梁湘和袁庚就是那种为改革生，为改革死的人。

    在一些人的眼里，梁湘是一个至死都刚烈生猛的大汉。梁弟梁文森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在48年后忆起哥哥徒步奔赴延安前跟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的情景，流泪了。他说，没想到一个17岁的少年心这么硬。

    1981年3月，62岁高龄的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这个胸怀大志的刚烈汉子，为了深圳改革敢跟中央领导拍桌子。这个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就累得住进医院”。他顶着一顶顶 “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大刀阔斧地在一片稻田里竖起了近千幢大楼。他真正打开了深圳的局面，“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

    在最初安排来深圳挂帅时，梁湘并不情愿，为此他与习仲勋大吵过一架。五年后，他黯然离职，临走时对着近千名哭成泪人的干部群众泣声说：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袁庚是一位“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的“空降兵”。 他穿行在斥责与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有人骂他是“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冒险家”，有人说他有些“乌托邦”，但在20多年的好朋友——原《人民日报》记者陈禹山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他并不被热爱，因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1980年3月，这个“不听话”的坏孩子向谷牧提出“公开招聘”，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三年，又凭着胡耀邦授予的“尚方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