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的大规模人道主义问题负责。为了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努力解决较贫困国家的贫困问题。但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境况对我国自身的利益同样至关重要。

    许多深切关注全球贫困问题的人都对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抱有很大的疑虑。我认为，有时被概括为关心贫困问题的人与全球化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的那种争论是虚假的。克林顿总统认为繁荣的经济是最佳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这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提高生活水平、使人们摆脱贫困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对增长是极其重要的，并对许多国家和数量庞大的人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正如克林顿总统同样经常说的，增长和市场本身是不够的。政府还须实施促进广泛分享增长的政策，并致力于那些市场本身不足以解决的重要需求。而这些政策反过来又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适用，贫困和不平等及其所伴随的社会弊病仍是巨大的问题，并且对生产率和增长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在贫困国家，某些市场经济运转所需的最基本的前提如法治和廉洁有效的政府以及足够的教育、保健，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常常缺乏。

    每次访问发展中国家后，我总是会再次意识到这类国家的问题是多么难以解决。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墨西哥的历任总统和财长都实施广泛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因为明智的政策选择，墨西哥经济的许多基本面都非常健康，该国的前景也看好。然而，其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仍有太多人难以获得合理的医疗保健和足够的公共教育，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共资源也不足。除此之外，墨西哥还面临着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必需的清明的法治的挑战，还要更有效地与**做斗争。而且还需要鼓励更高的储蓄率。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困难的，不仅是从实质内容上来说，也是从政治上来说。

    在思考美国的市中心贫民区及其贫困问题时，我首次开始关注“并行议程”这一想法。这种提法的意思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以及与更为广大的经济的一体化和促进增长的基本政策，应与“并行”的一套帮助满足市场所不能充分满足的需要的政策相结合，诸如为那些因变化而失业的工人提供合理的社会保障网和再培训项目。此后，由于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我关注这些与新兴市场有关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施“并行议程”，可以促进全球化利益的更广泛的分享，而这反过来将提高生产率，并促进增长，提高发展中世界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

    尽管近几十年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世界银行和大多数专家估计世界近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仍不到2美元，有20%的人每天不到1美元。某些分析家争辩说这些数字将这一问题夸大了可能近一半。但即使用更保守的估计，也有数量巨大得不可接受的人生活在贫困中。他们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和基本的保健服务等等。而全球化和增长的好处老是只为相对少数的人所获。不管进步有多大，显然还是不够。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发展中国家的富人似乎老是将这些可怕的不平等现象看成是可以接受的事。但在近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已经注意到如今许多商人越来越深刻地从实质上认识到，除非能更有效地对付贫困问题，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他们想要的那种经济和社会。

    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2002年秋，我原来的老财政部团队的一些成员——拉里·萨默斯、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和卡罗琳·阿特金森——在拉里的坎布里奇寓所聚会，讨论与此书有关的一些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在四小时热烈的讨论中，尽管这些人对这一问题都很精通，他们的看法有时仍相互冲突，而且他们都认识到有很大的不确定的领域。大多数严肃的专家都承认，对发展中世界的贫困和增长问题，他们还有许多东西不了解。我们都同意，某些因素一般在快速经济进步中的作用比较突出。这些因素包括如全球一体化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至少起码有效的政府，某种水平的社会凝聚以及过得去的基础广泛的教育，基本的医疗保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高储蓄率。确定性小得多的，是如何鼓励各国去追求这类与成功联系最密切的政策。

    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显然类似的改革在各国带来的结果会如此不同。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满足数百万贫困人口的需要，他们生活在那些由于政府**和无能而无力进行改革的国家。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就此事而言，也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都并非完美有效，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但基本上无效的政府似乎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