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还是汇率贬值都会使负债的公司和银行更加吃紧。但如果是高利率，如果政府能成功恢复信心，紧张状况就会是暂时的。在整个危机期间，财政部一直跟踪利率与危机前相比的变化。可信地处理其问题的韩国和泰国政府使利率再次降低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其利率水平甚至低于危机前，复苏的进程也因而启动。

    认为“结构性”改革是过度干预且无必要的批评者说过时的金融市场时髦被当成了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有关什么因素在影响信心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追随易变的投资者时尚的问题。市场也许是过度担心了，但其忧虑一般都集中于严肃的问题。确定什么是恢复信心并使经济进入更强健的轨道所真正需要的因素总是困难的。如果我们有时因为在要求改革这方面施加了过度的压力而犯错误，那也比因为无所作为而在另一方面犯错误明智得多。正如墨西哥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所说的：“市场有时会过头，因此政策有时也得过头。”

    最后，有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人相信，市场恐慌会自行发展，而在许多情况下问题主要在于缺乏流动性。当时我就认为——现在更坚决地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经验表明，只有在政府实施改革时，市场信心和国内外投资者的资本流向才可能转变。政府不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无论何种资金都会被持续不断且日益加强的资本流出淹没。而另一方面，得到官方支持、内含强有力的改革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方式则能阻止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最终刺激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拯救”是否使未来更可能发生危机？在墨西哥和其他亚洲的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数额比通常要大得多。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各国政府在此基础上还提供额外的贷款。在资本账户危机中，市场心理往往至关重要，要恢复信心，提供的资金必须足够多。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些大规模的贷款只会鼓励私人债权人和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冒更大的风险。尽管我对道德风险问题也非常关注，但我认为他们被夸大了。我从没听任何人说过因为墨西哥支持计划而更愿意在新兴市场投资。而且，与涌入这些市场的资金相应的是，资金涌入更大范围的更高收益率、风险更大的资产。此外，主张规模更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方案以及更大程度的“私营部门分担成本”的人——对此，我在可行的程度内完全同意——忽视了在管理债务重组方面的实际困难以及允许危机扩大的成本。

    我们是否已调整好这个体系、使他未来不再出现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同时，我们财政部、联储和其他各国政府也是每天都在应付这场危机，我们开始非常关心这一问题，即如何使我们的努力着眼于长久地改善全球经济的运转——也就是所谓“国际金融构架”。墨西哥危机之后，在1995年在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我们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努力。但现在这一问题具有了一种新的紧迫感，1998年其发展成包括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内的广泛努力。我对亚洲危机原因的看法对危机应对和预防都有影响。如果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有错误，那为什么要让借款国和他们那更为贫穷的人民来承担修复损害所需的全部成本呢？我的看法是，应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成本的分担。这是个公平问题。即使撇开这点不谈，也涉及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自由市场体系必须让人们承担风险，并在失败时相应承担损失，以使未来的决策更有可能建立在对风险的适当考虑上。不幸的是，这一理论框架并未对真实的危机中混乱的现实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

    意愿良好但简单而无所不包的对体系进行重大改变的建议往往与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现实并不一致。他们常常忽视市场行为和意料之外的后果，且往往只注意到危机的一个方面。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体系所需的是这样的变化：能实际加强新兴市场经济体，使他们不那么脆弱；改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这些金融机构糟糕的判断先是掩盖后是夸大了许多国家的潜在弱点；改善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