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我。现在我回来了，并且当选了总统，正好要面对我的国家的崩溃。”

    金进行改革的承诺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推进“救入”建议。韩国欠日本、德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银行的钱。计划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七国集团的伙伴和其他关键国家的参与。其中许多国家都支持以某种方式来救入，但我们还需要他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援助和各个国家捐款的逐步增加。我飞回华盛顿，而拉里则勉力应付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以及他在七国集团中日本、欧洲和加拿大的同事的电话往返，同时向白宫和外交政策团队报告我们的进展。

    我们在那个假期打扰了全世界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休息，这多半创造了纪录。但我们所打的电话是值得的。在其他十二个国家参与后，我们在平安夜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我们将寻求发达国家的银行延长其贷款，在此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加快资金的拨付。声明还列举了在私营银行和韩国做出其努力后所有愿意提供双边援助款项的国家。

    联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同步的国际努力来鼓励各国银行共同行动，这要是通过纽约联储和财政部来操作。使本已困难的形势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要召集的银行家们都分散到各地度圣诞假期去了。我在拉里办公室的会议桌前给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打电话。对纽约联储行长威廉·麦克多诺来说，如何掌握平衡更是难事。联储是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管制机构，召集会议即可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超过了“道德劝服”的限制，就可能是对联储管制权力的不当使用，而且也会因使银行更加惊恐而适得其反。比尔自己曾是一位商业银行家，他知道怎样来说这个问题。当美国主要银行的代表在他的办公室聚齐后，他提议他们采取集体行动，不是为韩国而是为其自身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否则，他们持有的巨额韩国债务就可能无法收回了。有些银行家抱怨，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参与。比尔·罗兹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位重要银行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他的“金色名片夹”和不知疲倦的劝诱使他在全球金融界名声大噪。类似我们这样的会议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召开。伦敦的外国银行恐怕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把银行家们从假期召回，在节礼日召开会议，而那天伦敦的金融区伦敦城通常是会因假期而关门歇业的。

    金总统对经济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公开承诺，加上国际社会的金融支持，我们的共同努力带来了我们所期望结果的征兆。韩国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很快稳定下来，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它们并没有大幅度上升。恐慌似乎已经减弱，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担忧也得到了一时的缓解。最终，各银行并未因参与而遭受损失。他们得到全额的偿还，并且在此期间得到了更高的利率。我们最终也没有付出任何一笔美国的资金。财政部与韩国有关贷款协议的讨论——起初很激烈——在几个月后逐渐停止。这笔钱已不需要了。

    这并非危机的韩国阶段的结束。在1998年的某几个岌岌可危的时刻，我们曾担心这个计划不起作用，或是其他政治发展会使这个国家重新陷入经济不景气。但韩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复原中。而最重要的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所做的，而是韩国自身的反应。金大中总统及其同事在我看来是韩国复苏的英雄，他们表明了明智的、有勇气的政治领导人在克服经济困难方面能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对危机的思考第九章对危机的思考

    当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一个国家时，它通常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状况还有政治状况。1998年初，泰国和韩国新政府都已经上台，而他们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对稳定金融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印度尼西亚，政治变化的前景只可能使金融困难更严重。在我看来，印度尼西亚不断恶化的危机突出地表明，当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交织在一起时，克服金融混乱是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