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这是在我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但在支付第一笔款项之前。当我们解释说形势看起来很不妙时，吉列尔莫尽管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但他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们没有被他说服，但我们也明白，他几乎无能为力。打完电话，我们直接去白宫罗斯福房间与帕内特和伯杰一起开会。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我们单方面退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

    此时，“任由墨西哥局势发展”将会使墨西哥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变为几乎确定的现实——但我认为我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即使我个人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其他人对我的问题报以吃惊。对于我竟然提出要考虑不继续执行我们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只有人事部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表示赞同，他和我一样，曾做过投资银行家。利昂认为这种选择不可行。行政当局既然对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承诺，就要信守诺言，即使失败的几率增加了。行政当局出尔反尔的代价，也就是说失去信用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我想像了国会召我去参加听证会，劈头就是一顿指责。“怎么样，部长先生？你想过没有，把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借出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你还是把钱借出去了？”

    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发放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基金，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