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交往程度和熟悉程度,也就是相互之间关系程度,分为陌生人、熟人和朋友三类。陌生人是指没有交情的人;熟人是指有一定交情,但感情不深的人;朋友是指双方之间有深厚情谊的人。大多数为了更多地被人理解和接纳或者是更迅速地建立各种关系,也即建立与别人的交情,通常愿意以朋友相称,诸如“见面就是朋友”,“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三次见面就是好朋友”等等,因此,“朋友”的概念已经泛化了,它不再仅仅指具有深厚交情的人,而泛指一切自己希望与之交往的人。原来的朋友也就用“好朋友”、“真心朋友”等代替了。所以,朋友的称呼有时被人们看成是人际关系的代名词,不再具有原先“有交情的人”的含义。相应地,“朋友关系”的含义也极为不明确,或者是指一般认识的人,或者是较为熟悉的人,或者是有密切交往的人,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等等。它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便具有了不同的含义。

    因为“关系”的不同,即感情深浅的不同,人们习惯于把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自己人”是指关系不错、感情较深的人,“外人”则指没什么关系、没有交情或者感情很浅的人。在有了“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之后,人际关系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通常给予“自己人”和“外人”不同的态度、待遇和评价标准。

    对自己人,他们的错误我们可以谅解,他们的遭遇我们可以同情,他们的困难我们会帮助克服。我们处处给予自己人方便,对他们可以不按规范行事,对待他们总是用更宽松的标准去作评价和判断,不去计较他们的言辞和行为。相反,对于外人,我们总是不能容忍他们的粗鲁无知,不能给他们一丁点好处,在他们面前总是公事公办,严格按规章制度行事。对他们的痛苦和悲伤,我们置之不理,甚至是幸灾乐祸,我们常以苛刻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大多数中国人对待自己人和外人都有强烈的反差,虽然人们对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不是划分得很清楚,但根据与他人的关系程度去有差别地对待他人却是绝对的。对关系好的人,则好好对待;对关系不好的人,则一般对待,甚至是无礼对待。在《韩非子》里面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智子疑邻”,生动地说明了关系的亲疏远近影响着人们判断事物的态度。宋国有个富人,因为雨把他家围墙淋坏了,他儿子和邻居提醒他注意防盗。但宋人并未听从,结果夜间果然丢了东西。那个宋人觉得自己的孩子挺聪明,却怀疑偷东西的是邻居。

    根据关系亲疏的不同所做的差别待遇,是我们中国社会的特征和观念,多数人都是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行事,而且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这一套观念体系。因人而异地执行法令、规章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那些享受优惠待遇的人,会心生羡慕,但不会愤慨不平。遇到别人把自己当作外人而照章办理之事,也只看做是时运不济,缺乏背景与机会。有朝一日,自己一旦握有权势,自然也会通融亲人或密友,因而,靠“关系”办事成了孳生特权的温床。在“自己人”之间,许多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在自己掌管的权限之内,互开方便之门。上车不用买票,看病不用挂号、排队,办手续自己人优先等等。如果对内对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这样的人往往会被视作“六亲不认”、“不通情理”而受到他人的鄙夷。

    故而,中国人是一个很重视关系的民族。中国人一方面自己利用各种关系行事,另一方面也能容忍别人利用各种关系行事,只要别人在利用关系时不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行。

    在这种强调“关系至上”的社会中,很多人忙于应付各种关系,建立各种关系,发展各种关系,因而“会拉关系”的人成了有本事的人,出现了“关系学”。在中国,一个不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简直就无法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关系广泛”,尤其与政府及其他要害部门“关系广泛”的人通常能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