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耻，那就会被贪婪之欲、邪恶之心而鼓励，从而步入歧途，滑向罪恶的泥潭。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最讲求的是诚信传统，如果人皆有羞恶之心，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离诚信也就不远了。

    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说穿了也就是同情心。人不同于禽兽，不可能对同类的悲惨境遇无动于衷。《孟子》中记载，梁惠王有一次在朝堂上，看见下人牵着一头牛走过，那头牛神色凄楚,浑身瑟瑟发抖。梁惠王问这是怎么回事，下人说，这是一头将要被用来祭祀的牛，马上就要上祭坛了。惠王实在于心不忍，吩咐道:“看这头牛这么可怜，还是把它放了吧。如果一定要祭祀，就拿一只羊来代替它好了。”老实说，以羊来代替牛，还是牺牲一物以保全另一物，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变；甚至还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吝啬才故意拿价值小的羊代替价值大的牛作为牺牲。其实，堂堂一国的君主，何苦去背这个黑锅呢？

    还是孟子公道一些。他开导梁惠王说，大王能够这么做，已经证明心中有善端了，并不是虚伪的表现。因为当时眼前见到了牛却没有见到羊的可怜样。能够对眼前的事物发慈悲之心，这也就是中国人恻隐之心的体现。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了，千万不要矫枉过正。如果说因为人要具有同情心，就反对杀生害命，连肉也不忍心吃，那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表现呢。中国古代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也是因为人们对猪羊之类的动物“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样的关切怜悯之情既然都能加诸于禽兽身上，那就更别提对人本身的关怀了。生性残忍、没有同情心的人，往往被斥为“冷血动物”，是不能为文明社会所相容的，而且迟早会遭报应。中国人历来强调锄强扶弱、积德行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恻隐之心使然，而且他们也相信，这样做是一定能得好报的。

    但是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商场如战场。商界的竞争，往往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半点温情脉脉可言。所以现实的商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落井下石者多、扶危济困者少；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这一切，正是当今商场竞争的误区。商场并不是战场，商业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战争规律并不能完全适用。生意场上的往来最好当然是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所以对于商界精英来说，最好都能多一点恻隐之心，这样会使自己多一些朋友，多一分成功的机会。

    辞让之心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一向是谦和有礼的。中国人的性格，也大都慈善宽厚，不那么咄咄逼人；就是有理，也往往要让三分。一个人只要温良守礼，哪怕他在才智上稍逊一筹，也会为世人所推崇，甚至奉为楷模。“礼”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一颗“辞让之心”。也就是要求能够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凡事能先为别人着想，能够谦让一点的不妨谦让一些。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这种精神，例如孔融四岁让梨的典故，千古传颂，成为许多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的好榜样。

    所以说,辞让之心是礼的根源。人有礼,便能够谦让,也能够尊敬别人。由尊敬先祖、父母、师长,推而广之到尊敬一切圣贤豪杰、以及一切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人,乃至一切外人、古代的人、未来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整个世界。在中国人看来,要懂得礼节,最根本的是要有一颗辞让之心,要记得把好处让给别人,与人为善。

    当然，人也不能过分地辞让。有些应该据理力争的事情，就必须“当仁不让”。尤其是一些重大原则，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但是在中国，一味地“温良恭俭让”、拿原则作交易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些事情，如果一味辞让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这是虚伪的表现。有些中国人在一些个人的好恶上，远远不如外国人坦诚。明明是心里非常想得到的东西，口头上就是不说；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本来自己非常喜欢，却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明明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却动不动就归功于领导的关怀和同僚的帮助。这样的做人方式，当然很能讨人喜欢，但也多少失掉了人的个性。尤其是当有些人某方面的**很强烈,却又不好意思明确表达的时候，就喜欢背地里使些小伎俩，在一颗堂皇的辞让之心的背后却往往掩盖着并不那么光彩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