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让几乎所有亚洲新兴国家都丧魂落魄的金融风暴，竟然在中国催生了一次特大牛市，这或许是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无法想象的事情。然而，这就是中国股市的奇特逻辑。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虽然由于外汇管制而幸免于难，但中国经济却遇到来自外部的强劲遏制，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的困境也日渐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再也无法固守一直持有的谨慎立场，他们对股市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决意冒险利用一次中国证券市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5·19”行情。最能体现这种急迫心情的，是《人民日报》另外一篇同样著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这篇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文章中，《人民日报》以权威的口气指出：“近期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是股市发展的良好开端；……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人民日报》1999年6月15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懂得《人民日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人，都能明确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最高政策含义。至此，从1992年开始并一直延续的博弈格局彻底失去了平衡，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放弃了此前的中立立场，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地方部分权力机构、垄断资本以及民间投资者，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空前庞大的“多头”联盟，一轮特大牛市已经在所难免。

    这轮牛市从1999年5月开始，到2001年7月结束，整整延续了两年时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宏大，堪称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之最。在全球证券市场一片凋零之际，中国证券市场这一轮醒目的牛市，被许多人轻率地夸耀为中国股市的“一枝独秀”。不过，这场牛市与证券市场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些灾难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这场牛市与其按有些人主观愿望那样被称之为中国股市的“跨越阶段”，倒不如按其可能具有的真实含义被称之为中国股市的“大跃进时代”，其明显的“人为”和“泡沫”特征很可能开启中国经济的系统风险之门。

    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成为中国股市的多头盟主，同样有其深刻的改革背景。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危机已经从前一阶段主要集中于地方性国有企业，开始蔓延到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长期困境和新一届政府的短期目标加在一起，给中央部分权力机构直接干预股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实际上，在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证券市场成为为国有企业缓解危机的最好资金来源。事实上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成为股市圈钱大军中的绝对主力。从中石化到宝钢，再到招商银行，这些寡头式的大鳄已经将中国股市变成了他们最好的饕餮场所。虽然这一切都是打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髦旗号进行的，但其通过股市缓解财务困境的本质一望便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千疮百孔的国有银行也准备拼命挤上中国资本市场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这可能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能承受之重。

    导致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态度转变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失业问题已呈现高危态势，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相对大大滞后。情急之下，有些人打起了股市的主意。他们不切实际地以为，国有股在股市中的变现，将是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和填补社保基金空账的一个好办法。然而，不久后“国有股减持”令人沮丧的实验结果证明，政府对中国股市的理解仍然是非常想当然的。“国有股减持”闹剧般的结尾实际上已经彻底否定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单方面的美好设想。

    不仅如此，一群经济学家的鼓噪也动摇了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对股市的一贯信念。在这群经济学家眼中，股市不仅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制造财富效应，简直成为重新发动中国经济的不二法门。在这种片面而狂热的舆论中，中央部分权力机构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90年代初期的地产热潮中，曾经流行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语：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在当时情况下，这半是事实，半是嘲讽。但没想到，这句话在世纪末的中国证券市场再一次应验。只是这一次，恐怕就完全是嘲讽甚至悲剧了。

    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需要一个牛市的时候，牛市当然会发生。但与此同时，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却被扭曲到了极致。它完全成为了一个逆配置的市场，成为了劣质企业骗钱，垄断资本趁火打劫，中小投资者赔本赚吆喝的一个光怪陆离的销金之地。这与一个证券市场的正常功能相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吴敬琏老先生将它比喻成赌场，似乎并不准确。因为天下哪有这么大的赌场？哪有大赌客也靠借贷赌的赌场？在所有人都忘乎所以的时候，中国证券市场的惟一功能只能是：毫无约束地透支中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