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感兴趣。我们作出的每一项决定，都是要维护我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才这样做。当然，我们愿意做任何一件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不过，我们在做事情之前，一定会衡量一下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收益。铁路运营不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而是要遵循商业原则，要盈利。可以这样说，我经营的铁路都有丰厚的盈利，这可不是自吹自擂。”

    范德比尔特最疼受的外甥，塞缪尔·巴顿对这件事还有一种说法。当时，他陪同范德比尔特同车旅行。几年后，他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与后来在1886年威廉撰写的范德比尔特传记中的说法完全不同。巴顿的说法是：

    “你为什么打算停开这趟便捷的邮车?”德雷瑟问道。

    “因为它不盈利，我不可能经营这样一直亏损的列车。”

    “但是，公众发现它非常便捷，有用。你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

    “公众?你怎么知道他们发现这趟列车很好?你怎么知道，或者我怎么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如果需要这趟列车，为什么不帮助我，让我盈利?我检验是否需要做一件事情的惟一标准是看它是否盈利。若不盈利，我就认为是不需要做的。”

    “范德比尔特先生，你是为公众工作，还是为股东工作?”

    “该死的公众!我为股东工作!公众需要这趟列车为什么不支持我?”

    这些不同的版本没有一个是完全可信的。斯通的说法无疑具有一种出于嫉妒而故意要贬低德雷瑟的嫌疑。因为这则当年最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就是从他的手中溜走的。德雷瑟要保证故事能够畅销，而巴顿肯定要保护范德比尔特，让他在最有利的环境中讲出这句话。（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所有这些不同的说法都要难住那些“该死的历史学家”。）

    尽管在德雷瑟和巴顿的说法中，一个是要求范德比尔特继续运营这趟列车，另一个是要取消它，但它们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基本上反映了事情的真相。两个故事也相互印证。不过，巴顿的故事的说服力可能更强。范德比尔特根本没有他的家族中其他成员那样的坏脾气，一点也不傲慢、愚蠢。若不是受人挑衅，肯定说不出这样的粗话。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了他父亲（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船长）对待生意的态度。威廉对父亲尊敬有加，愿意忠实地遵循父亲的生意经。

    20年前，范德比尔特船长在纽约州议会出席听证会上的一段证词可以印证德雷瑟故事中他的生意经：“我一直都在尽己所能地为公众服务，为什么呢?因为，与其他人一样，这是利益驱使我这样做，尽可能地减少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像我这样为公众服务了。”

    议会在询问船长经营铁路的机制时，他的回答印证了巴顿故事中的说法：“我经营铁路的原则是……像关心自己家中的事情一样，我非常小心地经营这些铁路……非常关心它们带来的利润；你们清楚这是我的目标，我要为股东带来收益。”船长还指出，他虽然是三条铁路的总经理，却不取分文工资。换句话说，对他的补助完全来自股票分红。船长和儿子都认为自己是股东的受托者，19世纪很少有铁路经理能够像他们这样诚实地持有这种宝贵的经营理念。

    两个故事都记录了范德比尔特讲这句话的情形，尽管这话不太入耳，不过很务实，深刻地反映出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生意经。他们两人都认为在商业领域成功的关键是通过服务公众来获取利润，并且知道只追求为公众服务而不追求利润的公司不可能维持长久。

    在历史上，也和在生活中一样，通常是“先付钱，然后才买商品”，这里讲的故事的确反映了这一点。实际上，无论按照哪一种说法，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在这一美国商业史上最著名的采访中所讲的这一句话，都是重复最初由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理，只不过是措辞非常难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