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福，别的北方省搭便车利益均沾。直到刘瑾、焦芳事败，被皇帝惩治后，各省乡试名额才恢复到原来的数额，一个大学士，如此明目张胆地搞地域歧视，看起来源于个人恩怨，实则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这种将同一地域、同一姓氏捆绑在一起，共享荣光和耻辱的落后观念，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有关。

    古代中国是个立足于乡土的社会，多个朝代都有家乡五百里以内不许为官的回避规定，就是要防范地方势力。一个人通过科举出来做官，同乡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官员乡土情结割舍不断，因此官场上的人往往不以政见而以籍贯论是非。同乡总是互相提携，互作奥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个朝代，以籍贯为营垒的权力暗斗都很厉害。而科举是士子进入官场最主要的路径，哪个省科举成绩好，哪个省在官场的势力就会更大。唐代以前，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于北方，这和北方开化更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有关。宋代以后风水转过来了，北方被契丹、金人蹂躏，所谓“洙泗地，亦膻腥”，孔孟的故乡也在异族统治下。反过来南方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南方人在政治版图中的份额越来越重，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南方人的科举成绩越来越好。

    宋代简直是江西人的朝代，无论政治、文化都是天下楚翘，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文天祥、晏殊父子这样的人举不胜举。明、清两代，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科举成绩更不得了，这和南方更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而重视教育的基础是这些地方经济上更为发达。明、清两朝为了平衡南北的政治势力，在乡试份额上已经对北方有所照顾，南方有所抑制。即使这样，江西、江苏、浙江这些省在科举中，成绩还是远远地超过其他省。焦芳裁减江西乡试名额是釜底抽薪的毒计，因此每三年江西参加会试、殿试的基数大幅度减少，那么中进士的人数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进士的人一减少，那么当知县，入翰林院，最后做部院大臣，直至进内阁的人就会减少，当地的政治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焦芳所谓南人奸邪，不能为相的论据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南方科举的成绩好，进入官场的当然更多，这有什么奇怪的。而其他做官的人一多，其中贪赃违法的官员绝对数也会比别的地方多。杨廷和所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清末有一个故事，戊戌变法失败后，专门举行一次经济科的会试，广东举人梁士诒文章写得很好，深得主考官之心，本来想录取为第一名的，上报给老佛爷批示，老佛爷看到他是广东人，心里就不高兴，康、梁这些“乱党”多出自广东。再看他的姓名，和梁启超同姓，和康有为同名（康有为名“祖诒”），更是极不舒服，大笔一勾，这个“梁首康足”的才子就名落孙山了。而第二名是后来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喇叭抬轿子的杨度，他也来自“乱党”很多的湖南，同样受到连累，丢了功名。老佛爷这番行为，可是地域加姓名的复合型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