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月西厢”的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后来又有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视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惟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这些也都可以看出王实甫本人那种崇尚纯真情感，痛恨封建婚姻束缚的文人情怀。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另一位戏曲理论家徐复祚也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汉卿、白朴更进一步。因为关、白的良好祝愿，还是针对已婚的夫妇而言，而王实甫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行恋爱私订婚姻的青年。他希望所有恋人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内，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响亮、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他写的崔、张故事，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由《会真记》以来流传了几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可以说，《西厢记》杂剧在元代出现，像莺莺蓦然出现在佛殿一样，它的光彩，使人目眩神摇，也照亮了封建时代昏沉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