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乾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据说这首诗是建文帝在朱棣死后，“决意东行”，拟回京参见新皇帝时所作。今日狮子山上亦立有此碑。

    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建文帝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馀，后有石龛，可傍为榻。其右有**，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看来建文帝在逊国后，在贵州停留过是有可能的。

    还有学者认为，建文帝曾遁匿于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安顺是中原联系西南的重要通道，明代先后有几十万大军来此军屯，他们祖籍大多为南京郊区以及江浦、**等地。同时此地还有诸多隐匿的有利条件：依山傍水，地形隐蔽，易守难攻，不易发现；语言便于沟通；生活便于适应。据《平坝县志》载：高峰寺悬壁处，有“西来面壁”石刻，相传出自建文帝手笔。“西”可能是“玺”的谐音。玉玺是皇权的象征，建文帝逃到哪里，玉玺也会带到哪里。高峰寺内斋堂地下有一处藏身洞，洞底有一石碑，上刻铭文：“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另一石碑为万历时所刻，碑文说高峰寺建于洪武七年，开山僧为秀峰大师，他于永乐四年七月收留过建文帝。

    安顺当地崖壁上有块高大的“红崖天书”，长十米，高六米，是用奇特的铁红色颜料写成的文字，似篆非篆，无人能识。据报载最近终于有人破译了“天书”：其成书约在1406年（明永乐四年），是逊国的建文皇帝颁发的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1406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这与《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载朱允炆的一首诗相印证：“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如果译文准确无误，就能证实建文皇帝朱允炆确已逃出，并图谋恢复。

    四川也留下了建文帝的足迹，青川华严庵曾为建文帝的避难所。华严庵位于青川县青溪镇以南七公里的莲花山上，占地面积超过一百亩，东西两面是草木丛生的山沟，西侧山沟内有巨石垒砌的双层中空明代石墙，留下了石碑、石佛、九五方圆塔、清皇历书等遗址、遗物。在“广佛碑”和“华严庵重建碑”两碑文上，两者所记载的“建文帝于宣德六年到此”，与《明史纪事本末》中“宣德六年文帝由延安到西安入蜀”的记载相吻合。

    还有人认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建文帝之所以选择佛罗寺，是喜欢这里偏僻难寻，不容易被发现。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望京寺。

    另外，有学者认为，“靖难之役”后建文帝逃亡到了青海瞿昙寺。《创修渭源县志》卷九《艺文志》中《五竹寺记》载：“建文于夏六月庚申十三日未时，由癸门出，比时愿扈驾二十二人，节（郭节）其一也。君臣奔窜崎岖，昼伏夜行。历滇南、巴蜀，建文至乐都瞿昙寺。”据史料记载，瞿昙寺建立初期就与明皇室建立了密切关系。永乐以来，明朝历代帝王给瞿昙寺赐匾、修佛堂、封国师、赐印、派大臣等史不绝书，这种割舍不断的关系本身就耐人寻味。“靖难之役”爆发后，燕王率军南下，北方道路被封，建文帝只有向南方逃窜，辗转云贵、巴蜀，最后选择西北边荒的河湟地区作为落脚点，是极有可能的。这一逃亡路线正好也印证了民间传说中的“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