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邀请，请“从我游”，并许以“尊显”。于是，才会有科举的制度设计，让“贤士大夫”尽为我用，不致成为国家的隐患。不论如何本领高强的人，他只要有一丝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偶有游戏水平不够，愤而搅局，所谓“秀才造反”者，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十年不成”，如黄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无非在于科举制度的包容性极大，团结了有能力造反的绝大多数，足以对付极少数的反抗者。历史学家雷海宗尝对此现象作精辟评论：贵族制度解体後的中国社会（自汉代开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权；天下大乱，则流氓得势。可叹的是，“流氓集团”侥幸造反成功，如刘邦，如朱元璋，成事之後，还是得将部分甚至全部权力让渡给读书人，大家坐下来，继续玩科举抡才、共治天下的游戏。士大夫“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惟一的政党”（《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12页）。倘如所言，科举制度直可称作“士大夫党”的党内民主制度了。

    然而，科举制度虽为读书人提供了参与政治、分享权力的公正途径，但是，科举制度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又令读书人不得不自废武功。先天不足，指自汉代以来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以来，则于儒学中独尊朱熹，更是等而下之），不仅限制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更令儒学以外的各类学术，尤其是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适如韦伯所言：“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在于，在我们这里，除了这种等级制的教育考核之外，还出现了理性的专业训练，并且部分的取代了前者”。

    八股之死

    先天，玄而又玄，牵涉太广，兹不赘论。後天失调，则指明代（宪宗成化以後）将唐、宋以来多种多样的考试方法，如策论、史传、诗赋、经义等，尽行捐弃，而只用四书文（又称制艺，即八股文）选拨人才。

    明、清科举考试分为四级：童生（取得“入学”资格，又称“入泮”），生员（俗谓秀才），举人及进士。乡试一般于八月在省会举行，中式者称举人。会试于三月在京城举行，中式者称贡士，随後参加复试、殿试，中式者称进士。乡、会试皆分三场（分试四书文、五经文及策问），三场并重，後来，惟重第一场之八股文，遂有“三场并作一场”之谣。八股文何德何能，足以取代对经典学习（五经文）和时事政治（策问）的考察，而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无他，标准化考试作怪也。

    不论今古，但凡要考试，绝大部分的考官、考生都不会拒绝标准化。在考官，阅卷十分轻松（今日更可用计算机阅卷），在考生，见招拆招，有章可循。八股文虽是写文章，却具有极高的标准化程度。首先，命题有范围（不出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其次，思路有限制（以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为标准），最後，作文有定格。一篇八股文，按写作次序，略可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题、收结幾个部分，而在领题、收结之间，便是起、中、後、末四大比，每比二股对偶，合之则为八股。八股文之得名，在此，八股文之优劣，亦系于此。

    优，谓能较为客观的考察写作技巧、思维能力。不及详论，兹举一例说明。旧时刻四书，章节之间都刻一个〇，以作分段；一次，考官就用这个〇作题目，让考生写文章。今日所见有五份答卷，限于篇幅，仅录破题。一曰：“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天圆地方，故以“天象”代〇）；一曰：“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一曰：“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太极图作圆形）；一曰：“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日、月都是球，孔子光辉如日如月，故以球喻之）；一曰：“夫子为言之先，空空如也”（〇状中空，喻圣人之虚心）（分见于徐珂《清稗类钞》、李伯元《庄谐丛话》及邓云乡《清代八股文》）。面对这种刁钻谑虐的题目，还能写出如此“清真雅正”的文字，因难见巧，不得不叹为观止。

    劣，则以其闭塞聪明，流于俗套，且养出一种不读书的风气。绝大部分考生，除了四书本文、朱熹注解及墨卷选集（相当于今日之教材、教辅及习题集）外，再不读别的书。有人讽刺这些不读书的读书人，说：“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灵胎《刺时文道情》，载袁枚《随园诗话》）；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即是此意。

    利害相权，弊大于利。单就文学价值而言，“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八股文虽智慧与技巧并重，然其本质，并无异于古今中外一切应试承命之作，究是用过即弃不堪回首之物，好听一点叫敲门砖，难听一点则是卫生巾、避孕套，难登大雅之堂（八股文未能进入文学史，即是明证）。再就选拔人才而言，考生将全部精力用于写作这种高难度、无实际的文章，四书以外的知识，一无所知；作文以外的生活，全无历练。一旦侥幸考中，政府授以职使，其不能胜任乃至渎职、作恶，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上之所求在彼，下之所应如此，“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名实背离，格格不入，一国之人才政事，日趋败坏，可想而知矣。

    明亡，有人撰作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吕留良《真进士歌》自注）。这与吴伟业将明朝灭亡归罪于马吊牌（即後世之麻将，见《绥寇纪略》）一样，颇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是，梁启超总结明代所谓“士大夫社会”，实则“以‘八股先生’为土台”，人皆空虚不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元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页），言下之意，亦认八股为亡国祸首。

    有鉴于此，自清朝代兴以迄鸦片战争，近二百年间，民间、官方皆有人呼吁废除八股，然每次都有惊无险（《清史稿?志》选举三）。1840年以来，因鸦片战争惨败，请求改革科举者，更是迭见不鲜，如祁??奏开制器通算科（1843）、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1862）、礼部请考试算学（1875）、潘衍桐请开艺学科（1884），直至1898年由康、梁等人推动，光绪皇帝赞成，下诏“停止八股”。只可惜，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西太后再度“训政”，儿皇帝被关禁闭，志士喋血，康、梁亡命，“晚生文八股”这才逃过一劫，直至庚子之乱次年（1901），才在考试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而日、俄开战，东北大地上的隆隆炮声竟为科举敲响了丧钟。1905年9月2日，下诏：自明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之废

    六年以前，六十四年以前，乃至二百年以前，建议改革科举者梦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政府颁布“新政”，不仅改革科举停止八股而已，竟根本将科举废除了。但是，科举一停，真就百废毕举、万事大吉？“文明之邦强盛之源”，真就“基于学校”，由此而致富强了？事实告诉我们，未必。

    如前所述，科举制不仅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更因其本身具有弹性，足以充当传统中国的“杠杆”。首先，参试资格的放开、考试程序的一律及对各省学额的调节，令国民不致遭遇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其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宗旨，保证了耕读传统——读书人出则入仕，为官者退则居乡——的延续，不致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隔膜；最後，科举制具有“开放政权”的作用，令隋、唐以来的中国形成一种“公开”、“透明”的政治模式（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56-7页）。最後一点似与常论相悖。然若考虑到“帝国”具有自身无法突破的局限性——君主**，我们不得不承认，藉科举制（及与之配适的官僚铨选制度）体现出来的“消极的民主”，多少降低了出现君主绝对“独裁”的风险，终不失为自传统中国内部发展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以此之故，陡然将科举这根“杠杆”撤去，若未能及时觅得代用物，一国政治之失衡势将无法避免。

    当时定议：科举废除後，以学堂代之，并辅以留学。于是，天下读书或不读书的“读书人”，甫闻新诏，初则惊喜狂怒，继则狂怒惊喜，终于，纷纷“背起书包上学堂”而後已。为何惊喜？为何狂怒？为何上学堂？所以惊喜者，留心经济、立志匡时的人获得了解放，再不用千人万马挤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拉我拽举步维艰了；所以狂怒者，十年寒窗，砚透笔秃，何曾想换来一场黄粱梦？所以上学堂者，自此以後，神州大地，遍设学堂，将使“无地无学，无人不学”，并以此致富图强，有志报国养家者，舍此途无以进身矣。

    学堂制度差不多全盘照搬自日本。所以如此者，一则因日本维新以来，国富兵强，适堪师法；二则日本为邻邦，对其制度进行考察甚为便利；三则日本刚刚战胜俄国，足以坚定主事者的信心。可是，直至科举废除，学堂制度并未建设完备，不论宗旨、科目、章程等软件建设犹待斟酌改善，即校舍、师资等硬件建设，亦因政府财政濒于破产，拿不出专项经费，无法展开。于是，“劝谕绅士”，“捐募绅、富”，遂成为办学主流，其时，不仅私立学堂幾乎全由各省士绅举办，即大部分公立学堂亦由其开办。这场改革，实质上是教育公有化全面转变为教育私有化，其利弊不可胜言，仅述其大者。

    清末废除科举，改办学堂，从表面上看，前此得益于科举的士人绅士的特权受到破坏，或曰“士人政权”被瓦解，他们理应坚决反对此项改革。而实际上，广大士绅在此巨变中“机敏的停止了反抗”，转而以开办学堂作为“保存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的考试内容虽由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电化，可是，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照样被授予生员、举人、进士的头衔，照样做官，特权犹在。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作诗云：“已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後尘”；上联谓科举已停，为旧日翰林所重视之前辈、晚生的规矩，毋庸遵守，下联则谓新学方兴，医学生中佼佼者也可获得进士头衔。钱锺书撰《围城》，述及方鸿渐“博士”回乡，成为“本县的名人”，报馆请他题辞，学校请他演讲，一时风光无两，不啻如从前中进士、点翰林而衣锦还乡者。二者，冶华洋新旧于一炉，相映成趣，而幽默的背後，则显示了新、旧制度虽有差异，读书人的特权却未因此改变。

    国民中读书人的特权依然保留，全体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却因此不平等。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所费不过幾本书钱及微薄塾金，且入学以後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膏火银）；而新时代的学堂生，其学费、制服费、食宿费皆由自筹，贫家子弟因此废学者渐多。清代平均识字率约为20%，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识字率竟低于此数。如江西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极为偏僻，在科举制度下，十万县人中识字率达到40%（包括一个举人、四百个生员），废除科举後，能进学堂（自小学至大学）读书者不过14%（**《寻乌调查》，1930年），教育改革後，受教育人数反而减少，即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是读书人（当时已有“智识阶级”之称）依然占据各界的要津，一方面却是无力读书者数量越来越大，社会分化——包括城乡分化和阶级分化——日趋剧烈。旧时代的官绅，得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学堂生，以及大小军阀（可以鲁迅《阿Q正传》中赵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党”作代表）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农民及城市贫民成为社会底层，二者之间的阶级流动因缺少类似科举的制度设计而趋于静止，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日愈扩大。旧时代常见的“官逼民反”造成之动乱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会有清代後期的“同治中兴”；新形势下的“列强瓜分”，因民族国家业已兴起，足以抵抗；但是，过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阶级流动不能经常、有序——却足以亡国。因此，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