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可信度高的叙述”非常重要，柯文实在不应忽略。以此，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作者——才会说：“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

    此书第二调的命意，在于说明“我们（案谓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此意以俗语解之，不妨说：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不由人民书写。以文学化的语言解之，则如书中所引霍夫曼之诗，云：“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

    永不终结的神话

    然柯文此书的看点究在于第三调，即“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业已身首异处的人说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其元的人此後说了些什么。那么，义和团是怎样一个神话？柯文定义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固不可取，但是“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即爱国主义），则不应“遭到痛斥”；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前），义和团却得不到这样的表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迷信愚昧、野蛮残暴和盲目排外，义和团什么也不是。而且，义和团还被当作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一切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负面因素。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则更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显然是“义和团後遗症”尚未痊愈的表现。

    但是，及至《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以及国共联盟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成为时代潮流，义和团的形象随之大变。迷信、愚昧与野蛮等负面特征，固然无人能替义和团洗刷，但是，“野蛮的排外主义”的评语则被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赞辞。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蔡元培等人，不论激进温和，皆吁请政府、国民注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辱时，义和团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民族主义。同样是这批人，在十馀年间，对义和团的评价（或曰利用）前後大相径庭；对此，柯文论曰：“在反对使用不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的同时，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义和团越来越像一件趁手的工具，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之；当讨论的问题是“封建主义”时，则指斥之。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则由工具升级为武器，在批判**、批林批孔以及反对“苏修”的历次战役中大放异彩。义和团运动所有负面特征皆被忽略，只剩下英勇抗争的光辉形象，同时，备受反革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摧折而绝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则由红卫兵继承发扬。惟与前不同者，则在于此次“神化”义和团的权力尽由官方掌控，不容他人置喙；进行实际操作的则是历史学家，而非前此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上述三个时段出现的“义和团”已非1900年的义和团。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也不知道与之作战的是帝国主义，而利用他们的是封建主义，他们只知道神拳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只知道驱杀“洋鬼”後，便将迎来风调雨顺。他们更不知道，在未来岁月他们会变作任人“涂抹装扮”的“女孩子”，会成为“神话”。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文革”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而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些字眼又何尝不是神话？适如少年蒋梦麟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当你看到他的光明面时，他是天使；看到阴暗面时，他是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