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氏为人做事的用心，左宗棠却从未失去敬意，他说：曾氏一心为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铜官一战後取得功名利禄，不过实至名归，锦上添花。章寿麟救命之功固然不可泯灭，但说这是一件拯救天下的功劳，未免言过其实。一个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是生命的偶然，不应混而为一。

    藉此可知，左宗棠信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对当事人的微妙情感无所措意。那么，他碰上类似的事情，也会如此理性么？左宗棠一生，确有艰难困苦、十分沮丧的时期，不过，在他最“背”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曾在物质和精神上向他提供莫大的帮助，助他渡过生命的低潮。此人即是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左宗棠的CFO——胡光墉（字雪岩）。在浙江剿匪，在西北平乱，在福建办船政，在每一块左宗棠的勋章上，都应刻上胡光墉的名字。很不幸，光绪十年，胡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