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过，杨文乾是个大大的能员，颇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从洋货行当中选出六家，任为行头，专责为外洋船担保。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洋货行的行商要为外洋船承担责任，既要担保行为准则，又要担保外洋船按例纳税。衙门的责任减轻不少，行商们分成了两等。这项改革，尚算温和，得罪的人并不多。行商们甚至大有实惠。

    据说任命为“行头”的行商当中，可以从海关监督衙门借官银一万两，用作资本，在外洋船未到黄埔之前，从内地采购大量的茶叶瓷器。这样一来，行商的资本和实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够的货物可以购买，对于促进广州的外洋贸易，自然是功劳不小。但是杨文乾把官银借给行商经营，实属胆大无比，此后对他的诸多攻讦，也有许多由此而起。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乃是把各种名目繁多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规礼”，合银一千九百五十两，统一上缴海关监督衙门。上缴海关之后，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两许作为关税收入，五百十六两许分派给守关的绿营军队，一百二十五两许转给粮道衙门，余下的作为通译的报酬和其他费用；粤海关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里却一钱银子也不见了。

    本来，沿前朝之例，丈量船只仪式结束之后，中外双方互送礼物，基本原则是价值对等。但是关务管理松弛，天长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诈勒索变成了规矩：好比引水的红包多少，查验枪炮的红包多少，准许卸货的红包多少，花样繁多，统统落入私人口袋。想来那些把守关口的绿营官兵和相关的粮道、盐运使、布政使衙门，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杨文乾任之前，皆大欢喜。

    雍正四年，杨文乾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把广州城翻了个天。把这许多官吏的私人好处统统夺走，而且严令此后不许敲诈勒索，引发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官吏们彼时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官场上下，登时串通一气，设法要把杨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广东按察使官达首当其冲，上疏参奏杨文乾营私舞弊，贪墨税银。《文献丛编》，广东按察使官达疏。其他的官吏，也纷纷上疏参他。这是官面上的一个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点也不领杨文乾的这个情。敲诈勒索变成了统一的“规例”，临到办事情的时候，该要被勒索的还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难，没有红包这样美妙的东西去润滑一下，何以解决？所以杨文乾这样一来，等于凭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两的费用，而且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