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秉圭担任海关监督时的粤海关衙门，显得效率相对很高。就在坎贝尔等觐见海关监督大人的第二天清晨，蓝旗国外洋船的保商陈汀观就通知这些大班们，海关监督大人当天将派人前去丈量船只。于是，坎贝尔一众，大清早就急急赶往黄埔，蓝旗国外洋船的停泊所在，等候海关监督衙门官员的到来。崇义行行商陈汀观和他们同船前往。

    却说丈量船只，在广州的外贸活动中，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既体现了大清王朝对外洋来船的理论和政策，又是粤海关征收来船固定税的一种方法。广州一地，向来是中国通商重地，但是清朝以前，广州的对外贸易，多少带有一点中华属国前来天朝进贡的色彩。所以这个丈量船只的仪式，十分夸张和形式化：既象征着泱泱中华大国，怀柔夷人，泽被四海，又标志着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正式开始贸易的起点。

    外洋船到黄埔抛锚之后，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这种丈量船只的仪式。比如乾隆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从黄埔下碇，到丈量船只，等了二十一天；同上，“瑞克森·斯戴德尔”号则等了十六天。相比之下，第一次来广州，“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九月八日在黄埔下碇，十一日就举行丈量船只的仪式，自然是祖秉圭领导下的海关监督衙门，效率很高了。

    既然是隆重而夸张的仪式，通常是海关监督大人亲自参加。早在西历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咭利国的“麦卡费尔德”（Macclefield）号船和法兰西国的“阿拉巴”（Arab）号。船到港的时候，海关监督大人索尔弼，亲自跑到澳门，前去主持丈量仪式；晚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李永标担任海关监督期间，他一年当中到黄埔主持丈量船只仪式，多达六次。这些都说明，通常情况下，海关监督大人都要亲自出席丈量仪式。

    前面说过，雍正十年是个多事之秋。尤其对海关监督祖秉圭来说，因和洋货行中的一个行商陈芳观不合，闹出许多事端来，眼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效率虽高，自己还是没有亲自来主持这丈量船只的仪式，而是派了一个家人，代表他来参加。所以九月十一日将近中午时分，祖秉圭的家人带着书办和胥役，到了黄埔，并且登上了停泊在江边的“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船。

    祖秉圭是上三旗贵族，早年就官居广西巡抚，所以府中自然有许多家人。所谓家人，大都是满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他们在内是奴才，在外则是威风凛凛的大管家，经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权力。主人官当大了，也会提拔这种奴才，出去当官。有清一代，许多官至一品、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有名的年大将军年羹尧，便是一例。粤海关向来和内务府关系密切，所以海关监督，基本上都是满洲贵族，海关监督的家人统揽关务，代替主人行使职权，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连前来贸易的外洋船大班，也深知其中三昧。洋人使用一个葡萄牙语的单词Pay de Casas， 来称呼海关监督的家人。坎贝尔还特意作了解释：“按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认识，应是一种管家，或为大官或大人物府中的军官头目。”这种管家，本身是包衣奴才这一节，倒是不得而知。

    祖秉圭的家人，坐海关监督专用的关部官船，前来黄埔。这种官船，大概是珠江水面上最醒目，也是最有威势的一条船，虽然不大，但是通体漆成红色，上有船楼，充分体现了官家的威风和派头。因为是正规而夸张的仪式，所以这条海关监督的官船靠近外洋大船的时候，从船上轰然响起了一阵炮声。通常是八响，或者是十六响。

    外洋船相应的保商、通译和买办，必定提早来到船上，在前甲板正中，放下一把座椅。座椅安置停当，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代表，才开始上船。上船以后，径直坐在这把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座椅上。大人落座以后，这丈量船只的仪式，算是开始了。他手下的胥役，就会在通译的帮助下，对船进行测量。这种方法，说来也算简单，无非是量出大船的长度和宽度。长度是前桅到后桅之间的距离；宽度是中桅，或者说主桅杆所在的位置，量出船体的整个宽度。两者相乘，再除以十，可以得出一个数值；然后根据这个数值，来确定这条船，应该属于几等船，以此征收外洋船的固定税。这种固定税，粤海关称为“船钞”。粤海关按照前朝“丈抽”之法，把外洋船分成三等。从一等大船到三等小船，每一数值单位的税率各不相同。前后桅之间长度乘船宽除十，得出的数值，超过154。当属于不大不小的二等船，该交的固定税，不超过纹银八百八十两。丈量以后，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登记在案；自有外洋船的保商，负责外洋船缴纳这笔“船钞”之税。

    船不大，过程也简单，这丈量船只仪式的第一个项目，大概花不了多少时间。丈量完毕，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开始向外洋船的大班们赠送礼物。礼物通常是两头牛，几瓮酒，有时还有几束花。牛和酒，从来是中国人用来犒赏军队的必备之物。明朝制度，凡是外国来朝贡的人，也用这犒劳军队的“牛酒”，进行招待。这里用牛酒招待远客，完全是一种慰劳的意义。清朝开海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