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砍掉。慈禧又羞又恨，于是便和东太后结下生死冤仇。又如，大太监李莲英为讨好慈禧，将一个琉璃厂卖古董的带入大内，被慈禧留住一个多月后放出。不久，慈禧怀孕，被慈安侦之，欲行废后之礼。慈禧先下手为强，派人送去药酒，慈安猝死。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史家以为，这些都是抱着种种目的编造出来的风月文字。何况两宫并重二十载，其间慈禧揽权弊政，史信昭昭，果真有什么“遗命”，慈安何必等到同治帝死后七年，因宫闱传闻方拿出来示威？而权力欲极强又富有手段的慈禧要想除掉慈安，又如何能等待二十年？至于慈禧以禁城为**之地，养汉生子等事更属荒诞奇谈。且不说慈禧二十七岁垂帘听政（时慈安二十五岁）时，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并未闻有风流韵事，到近五十岁反倒煎熬难忍、非找白面小生不成，只说宫门禁地侍卫森严，加之众多侍寝宫女和值班太监，如何躲得过呢？
东太后慈安，并非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生性懦弱、老实忠厚、拙于政事。咸丰初年正位中宫时，内外对她已有圣明之颂。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天下人称东宫优于德，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得心应手。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要西宫为她诵而讲之，有时一月不决一事。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同治初年，东宫断然重用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陟，事无不谘，言无不用。所谓“中兴”之业于此发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因打败太平天国、收复金陵、苏浙，锡封侯伯，实际也出自东宫决断，而西宫同意。西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东太后“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西太后亦感其意，凡事必请示东太后而后行。东太后则更加谦让，事无巨细，必待西宫裁决，或委托军机处主持。人们猜测，她或许以为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所以益行韬晦之计。如此看来，东太后竟是大智若愚。
至于东太后之死，历来有“病死说”、“自杀说”、“被害说”三种说法。
其中“病死说”是官方说法，也得到史家较为普遍的认可。光绪朝《东华录》载慈安遗诏，中有：“初九日，偶染微痾，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所散遂至弥留。”而慈安并非初次发病，其前还有两次，均类于心血管急症。慈安死前数月，慈禧称疾，“不能视朝政”。时内乱频仍，外患纷至，朝廷事无巨细，均要慈安一人定夺，骤然加大的压力“无疑损害了她的健康”。4月7日（按：阴历为三月初九），慈安略感肺气不畅。翌日晨，曾召御医薛福辰把脉，然“微疾上宾”，未过傍晚，即病重而亡。
“自杀说”与“被害说”出自野史传说。“自杀说”是说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多年，慈禧表面上十分敬重慈安，即使她早已决定的事，也总千方百计让慈安先“领会其意”，然后“在群臣面前由其定夺”。但骨子里，慈禧只不过将慈安“当作一尊木偶，由她随意摆布而已”。慈安尽管无能，却清楚慈禧的虚情假意，为退出与慈禧的权力之争，慈安曾多次向慈禧和诸王公大臣表示：她不愿与慈禧一同继续听政。众人不允，慈安只得继续听政，但寡言少语，“一切均由慈禧做主”。慈安的退让正中慈禧下怀，于是她顺水推舟，有时干脆一人召见廷臣。然而，慈禧称病、慈安独视朝事期间，慈禧暗中诽谤攻击慈安，诬蔑她“卖嘱”索贿，“干预朝政”。一再退让的慈安无法忍受，恼恨之余，“吞鼻烟自尽”。然而，如了解上述东太后“大智若愚”的本来面目，这种说法应该难以成立。
“被害说”则基于慈禧与慈安结怨已久。这一基点，无可置疑。两宫皇太后表面亲热得如同亲姐妹，实际上矛盾微妙，刻骨铭心，甚至从根本上不共戴天。以慈禧的秉性，她有无数理由可对慈安恨之入骨。首先，同为咸丰妻妾，慈安是皇后，养尊处优，万事不用操心，却被咸丰敬重为“女圣人”。而她不过“母因子贵”，得不到咸丰真心的爱戴温存，只是被咸丰支使、视为抵挡繁杂政务的工具，还落下“窥政”、“揽权”的恶名。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夫之恨。其次，同为垂帘，慈安坐享其成，天下赞颂，做好人；她拿主意、理朝政，却众口微词，成恶人。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名之恨。再次，她自己亲生的儿子同治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对慈安。同治对东太后十分孝顺孺慕，东太后对同治也慈爱备至，二人竟像亲生母子。遇有东、西太后意见不一致，同治往往站在东太后一边。连娶亲这样的人伦大事，同治都不听作为生身之母的慈禧之话，而按东太后的意思选了慈禧不喜欢的女子为后。在慈禧内心深处，这是夺子之恨。最后，慈安杀安德海。这本是一件小事，安德海不过一奴。但在慈禧看来，是慈安“持之甚坚”，小题大做，一方面借此沽名钓誉，一方面借此打击她，使她恶名远播。且“打狗不看主人面”，欲翦除她的羽翼心腹，这不能不使她与慈安“积有深嫌”。慈禧女官裕德龄在《御苑兰馨记》中写道：“慈安致安德海于死地这件事，永远没有为慈禧所宽恕。她从第一次见面时就不喜欢慈安，而慈安也一直在痛恨慈禧。到了光绪继续同治做皇帝之后，她们两人的仇恨更深刻到难解难分的地步。”矛盾、仇恨，尽管从根本上不共戴天，但发展到“毒杀”也还要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具备作案动机并不等于作案。“被害说”需要提供证据。这个证据，还有待于史学家继续发掘、考证和研究。在此之前，“被害说”则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