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超越“面目”的新内涵。“面子”与“面目”，一字之差，含义却扩展许多。如果说，“面目”仅牵涉尊严的伦理取向，那么面子不仅部分继承它，而且还进化出一套工具性制度，发育出一套操作手法和专用术语——卖面子、做面子、死要面子等五十八种。这些专用术语不能替换成“卖面目”、“做面目”、“死要面目”和“给面目”，显示出其内涵已经更新，标志着新“面子”崛起，和相关文化机制的整体转换。

    那么要问：面子一词究竟何时出现，如何发展，最后在清末全面取代“面目”的？

    以正史为样本，从《二十四史》查寻到的最早出现“面子”文字的是五代（后晋）时期编撰的《后唐书》。《后唐书·张濬传》载：“张濬出军讨太原，杨复恭奉卮酒属濬。濬辞曰：‘圣人赐酒，已醉矣。’复恭戏曰：‘相公握禁兵，拥大旆，独挡一面，不领复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从上下文看，这面子与现代面子相通，既有荣耀之意，又有工具性授受行为。其中，张濬“圣人赐酒，已醉矣”一句——圣人赏赐美酒，未饮先醉，现在称“戴高帽子”，满口恭维地婉拒对方，反映时人已熟练运用双关语言逢场作戏，耍“太极功夫”。

    但是，我们无法断定五代时面子体制就已经产生，因为自《后唐书》之后，接下来“面子”在经典史籍中很少出现，显示“面子”萌芽与“面子”制度尚有天河之遥。不仅是严肃的史籍，即便由宋人编撰、专收汉魏至宋初野史、小说、异闻、笔记的类书《太平广记》，亦无“面子”一说。小说是民间生活的窗口，是世情的晴雨表。一般而论，若民间有“面子”，则小说极可能有“面子”。若小说无“面子”，虽不能说民间无“面子”，充其量也只能说很少。至元明清，通俗小说诸如《水浒传》、《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章回小说中也都未出现“面子”，它们依按文言文传统，用“面目”、“脸面”或“颜面”表达类似含义。然后，至《红楼梦》的写作年代（1750前后），该书第五十二和六十五两回，王夫人与薛姨妈的对白两次出现“面子情儿”，始有“面子”二字。譬如，第五十二回薛姨妈道：“真个少有，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这个“面子”，其内涵是礼俗意义上的规矩、形象、人情的混合物，与现在的“面子”含义基本沾边，但还不完全吻合。

    从《红楼梦》往后，从1750年到清朝覆灭的1900年，这一百五十年间发生了“面子”语汇使用的大爆发。譬如，在清末以《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谴责小说”中，面子语汇的使用达到了泛滥的地步。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例，该书七回讲到面子，譬如，第十九回：“有了银子，就有面子”，简直是现代功利主义面子观的宣言。而另一部小说《官场现形记》，其中面子话语的堆砌达到无以复加地步，全书竟然共166次说到面子，涉及大部分当代面子的操作手法和情景，譬如，讲、顾、要、给、留、卖、看和靠等等。

    民国以来至当今，面子话语普及程度已尽读者所知，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亦成为江湖化结构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面子语义的革命性转变出现在清朝末期，这种转变表面上看是以“面子”代“面目”的语词替换，实质上反映了面子价值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转变，和转变背后的更大背景中国社会结构的江湖化变迁。

    制度江湖化的本质，就是从传统的家族社会出发，进行脱宗族化、迁徙化和移民化。反映到价值观，尤其是尊严与自尊价值，中世纪以前的“脸面”蜕变为近代的“面子”，内在的尊严蜕化为表面的虚荣，虚荣进而蜕变为交换媒介，尊严外化为交易工具，被整合进江湖制度，以适应移民社会的利益交换和组织结构。这种工具性蜕变，实由人地紧张、人满为患、大举移民和游民泛滥的格局所催生。

    人感冒时便会发烧，发烧是人体的一种病理性适应，是机体借升高体温，抑制病毒在体内繁殖，以牺牲局部利益维护生命总体利益。病理性适应破坏正常适应秩序，所以发烧肯定使人体感到不适——头晕、恶心和痛苦。

    以面子制度为代表的江湖文化在晚清时代骤然崛起，相当于中国社会对近代移民格局的一次文化病理性适应，以病态的社会结构去适应无政府主义的风气和游民泛滥的格局。要注意的是，这种适应至今仍在进行，转型尚未成功，适应还在继续，不适、愤懑、隔膜、猜忌、压抑、恶心……还在延续。俗语“打肿脸充胖子”是面子的形象化解读。肿是病理，充胖子是用病理充生理。病理虽有害，却不乏其价值。以此为鉴，今人检讨江湖也要一分为二，看透弊端背后的益处。假如没有面子文化，没有江湖，近代中国也许早已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