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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要素浅说(2/2)

“啪”地一声敬礼。得意之间来到办公楼,厂领导热情相迎,谈判尚未开,厂长就笑嘻嘻地“大家邻居,好说好说”,实际上等于应承了。

    这个故事说明,做面子可以代替谈判,或者中国的谈判遇有障碍,须以面子开道。有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这个案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每日在中国各地上演不同版本。在商界,面子相当于一种商业资信,显示身份尊贵和实力雄厚。譬如借款10万元,有面子的人连借条都可以不打,没面子的人想借都借不来。即便借,也要办繁琐手续。至于面子资信大小,取决于个人面子大小。商界是中国面子文化发源地之一。明清以来,在“重农抑商”制度中发育起来的商界,命中注定地带有浓厚的江湖气息,除了交易平等、透明规范、公开这些世界性商业共同元素外,其独有的江湖面子、人情、关系、人缘要素尤显重要,并且成为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构成商业惯例的一部分。不给面子肯定谈不了生意。故而,面子居于个人资信之核心地位,不仅可抵做商业资信,而且效用大于商业资信。在生意场上,老板在银行记录里有几个“A”,都不顶“有面子”三字好办事。一旦圈子中普遍认为你有面子,那就等于拥有身份、实力、地位和排场,不论从文化务虚,还是从功利主义务实,都产生攀附、追随、结交者络绎不绝,人气绝对兴旺。所以从现代商业角度说,在江湖惯例制度支配下,面子可以代用资信,具有资信的同等功效。

    面子越大,优惠越大,省却了办事的繁文缛节。在商业银行,办抵押手续可能耗费数周,而在私人老板之间,凭一个电话就可以划账。多大的面子,允许划多大的账。假若涉及公务,公事私办,则可先划账后办手续。一切都很安全,因为面子担保。

    以面子作交换,可换得不同结果,常见有以下类型:

    以面换面:甲给乙面子,乙也给甲面子。譬如甲到有关部门去办事,点头哈腰给乙递根烟,算给乙面子;乙不刁难甲,笑哈哈给办了,这叫顺水人情,还了甲给的面子。小镇子上,半生不熟的人群最易发生这类事件,不定日后酒桌上友人介绍相遇,还有说头。况且,这也是广结善缘的策略。

    以面换情:甲给乙面子,乙还甲人情。比方说,乙孩子做满月,甲奉上红包大礼,给乙做足面子。于是乙欠下甲人情,下回甲有难事,乙尽心帮忙。这是面子换人情。

    以面换利:甲给乙面子,乙高兴之余给甲实惠。上面农场兴办自来水工程,就是以面子换实惠,这是面子工具性的常见形态。面子具有浮夸虚增个人资信的作用,使别人乐于与你做买卖。从这种意义上说,面子既是资信,也蕴含泡沫成分。

    以面生权:面子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支配别人,演变成社会权力。一位当红明星,被一个贫困县请去做副县长,为的就是借明星效应提高知名度。面子与权力之间,转换很容易。日常生活中,鉴于江湖化的惯例规则,面子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权力支配性,有面子等于能支配人。结婚交份子钱被称“红色罚款单”,就是受规则支配的表现。熟人向你下喜帖,结婚摊派“份子钱”,你敢拒绝?俗话称“碍于情面”,这“碍于”便是服从。面子导致服从,服从的是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世俗社会的权力。面子大的人,可以支配他人,此乃江湖权力机制。

    做人情

    在一定情境下,“给面子”相当于“卖人情”,即甲给乙一次面子,相当于乙欠甲一次人情。譬如黑老大欲捧红女歌星,朋友们到歌厅里捧场,等于给黑老大面子。当面子语境转换成人情语境时,“给面子”即等同于“给人情”;给了人情,对方便欠下人情。于是,给人情随即变得很有面子。人情和面子之间可行灵活转换,面子一旦变作人情,便可参与人情债务的折算,进入更广阔的人情流通领域。这一部分的面子便与人情相通,譬如俗语“卖面子”和“卖人情”含义大致相同,只是视角和语境不同。

    进入人情制度,面子便可当作一种软交换媒介,活跃于“给面子”和“卖面子”的特定情景。无论“给面子”或“卖面子”,按照规矩都要偿还。一给一还,便形成一个对等交换。正如人情一般,面子充当了一种交换的媒介,类似于货币,面子的给和被给,相当于一次支出和一次收入,类似会计账面上一“借”一“贷”。

    面子之能成利益交换媒介,盖因面子能向人情转化。转化后,面子给还问题就变成人情计算问题,计算问题又变成“债务”问题(人情债),而债务问题最终可以金钱来解决。所以,面子、人情、金钱、债务等四项元素形成一条利益兑换链,实现了江湖化社会的社会经济合作。在近代中国江湖化社会平台上,可用于社会交换的媒介系统是一个综合体系,其间含有金钱、物资、关系、人情和面子等五种载体。这五种载体各有侧重,功能各有不同,它们之间皆能融通,相互转化。涉及金钱、物资的债务,在一定条件下可用人情、面子偿还;而涉及关系、人情、面子的债务,也可以用送金钱,即礼金偿还。但是,江湖规矩忌讳以金钱**裸方式偿还,做人最好要符合礼数,寻找一个送礼的借口,譬如寿礼婚礼之类,奉上隐含深意、价码适当的红包。

    关系、人情和面子三种无形媒介水乳交融,难分莫辨,极其复杂。三者当中,又以面子交换力最弱,交换范围最小,仅仅通过“给面子”的情景间接转化为人情,方才参与交换媒介工作。面子实际上是变成人情后,间接地成为交换媒介。

    “双关语”

    大约八十年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发现了作为人类心理基本规律的“互动模式”。他的研究证明人类交往乃至人性的生成,都遵循“符号互动”模式,是符号交流的产物。在互动过程中,主要的互动符号体系是语言,其次则是非语言的“语言”,譬如,角色、肢体动作、眼神、气味、音调等等。

    中国面子的操作过程基本遵循乔治·米德的“符号互动”模式。也就是说,中国面子历经数千年积淀,尤其近五百年繁育,已生成一种可传达信息的“符号”体系。更准确地说,则是一种“双关语言”,譬如巴赫音乐的复调或赋格,左手一个旋律,右手一个旋律,双手合起来三四个旋律,亦即三四个声部。面子话语的具体操作过程为:语面一层意思飘逸在外,潜台词另一层意思攥住要害。逢场作戏,大幕开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听者透过对方语面揣摩背后意蕴,尔后设计新语面回应对方。这一来一去,不仅像巴赫赋格,也仿似高手玩乒乓球,一招破一招。甚至比乒乓球还难,因为有双旋律,等于双手同时打两个乒乓球。一番腾云驾雾后,直至双方拨云见日,心领神会,分别达到目的。老江湖说的话,圈外人听了如同黑话一般。

    譬如,两个互不买账的老熟人在街头看热闹,一抬头遇着了,不免寒暄一番。因为做人互不服气,不免带些抬杠和贫嘴,当中不乏使用双关语,又要损你又不伤到面子。甲道:“您老兄不容易,腿脚不利索还出来关心社会。”明里给您留面子,暗里笑您无聊,退休在家闷了,出来打发日子。乙听出话音后不乐意了,赶忙回敬:“您老弟更不容易,上班都抽时间外出溜达,真懂得浮生偷得半日闲,养生之道高明。”意思是您也不咋样,没退休也照样没事干,比我更无聊。但话语之间都给对方留面子,绝不伤和气,这就是面子规矩,不能逾越。话匣可开,意思可表达,但是不能拂面子,否则闹得大家反目,也给周围人瞧不起。只要留面子,怎么揶揄都成,反正是抬杠闹着玩。

    中国的双关语并非全因面子而生,但面子是导致双关语使用的重要压力情景之一种,人们因碍于面子又要务实,只得以双关语来陈述。

    譬如,单位竞聘上岗,表面上显示了人事制度的进步。但事实上不少单位的人事由一把手做主,造成了人事改革表象与一言堂事实的落差,衍生出许多人事工作上的双关语境。比方说老领导离职,耍心眼的新领导一定搞一轮“全员竞聘”,具体程序各有不同,大致包含竞岗演说、群众评议、领导定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箭双雕,表面上推行人事改革,实际上是促使全体员工对自己的忠诚表态,尤其敦促中层干部表态,究竟是否认同新领导权威。在规定情景下,大部分中层干部也意欲表达拥护姿态,但苦于口说无凭,唯一的表达途径便是参加竞岗。即便无望当选,也要表现竞选的积极姿态。竞不竞是态度问题,竞不竞得上是上级意图问题。有前朝旧臣,明知新领导不赏识,假如没有调离机会,便只有改换门庭投怀送抱,前提是要投入竞岗。将全过程综合来看,便呈现面子情景下各得其所的双关语言。富有江湖意味的竞岗,或者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人事改革,实质在于大家伙表态,是否给新领导面子,认同新权威。但是,场面上的热闹——文件、会议、演讲、评议……都属于人事改选。

    人事问题的核心是权力,在该单位由一把手说了算。这是问题的里子,但不能直说。能直说的是面子,须要精心装扮一番,叫做“人事改革”。不参透江湖文化,便搞不明白中国人何以“认认真真走过场”。“语言双关”背后“过程双关”的要害不在过场本身,而在过场幕后。表面上看,过场是荒诞的,缺乏实际意义,但是过场的衍生物解决了一个机构权力博弈的真正问题,值得当事人“认认真真”。

    在千年礼教熏蒸之下,中国的社会产生显著的形式主义特征,即形式与内容分别演绎的双轨体系。双关语言的逻辑,以及言行表里的分野,成为一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也是江湖社会以及江湖化社会的一般形态。在中国,日常生活言行不少具有双重逻辑甚至多重语义。一个言行,至少要分出两个路径,一边解决现实问题,一边解决面子问题。在这两点中,保面子优先,如果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保面子,那么许多人宁愿先搁置问题,而不损害面子。或者诉求互相妥协,部分解决问题,部分留面子。我们经常听到“碍于情面”或“这事就算了”的惯用语,背后隐藏的就是“面子优先”规则。面子,阻止人们认真做事。但凡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或熟人之间,每当权利被无意地侵害,譬如楼上滴水、隔壁吵闹、座位挤占一类,一般都“碍于情面”,不了了之。在情面和事情之间,自古以来只有“事情碍于面子”,从未有“面子碍于事情”。在面子价值观大旗下,思维被如此格式化:事情无碍,无非不做而已。情面第一,事理第二。做事,只能在情面之下做,而不能在情面之上做。

    这种双关逻辑的实施,导致了两种常见的结局:

    (1)既解决问题又保全面子,皆大欢喜;

    (2)碍于情面,搁置问题。

    第三种可能的结局——不惜伤害情面以求解决问题,在规则上不允许。不惜伤情面来解决问题,不仅双方破坏私人关系,反目成仇,而且必定遭到关系网舆论的批评——“不近人情”,“做人不地道”……违反江湖为人规矩,违反面子规矩。

    角色调节

    面子与私人关系网络的运行有关,此运行基于各种角色的设置。在一般社会中,角色都是社会运行的细胞。

    一个社会角色相当于一个社会单体,但不等同一个人的全部。为此,社会学有一比喻,将社会运行比作一部戏剧(演剧论),将个人比作戏里扮演的一个角色,依附于规定的脚本——台词、动作和唱腔,一切依照剧作的既定方案运转。社会运行的法则和要义,在剧本中得到贯彻。“角色就是他人对自己行为的期待”。一个社会无论多自由,成员都不许为所欲为。个人不能以只能塑造自己,钻进一个贝壳参与社会运行,套上面具的才是角色。现代人所谓人格“成熟”,一个人很“社会化”,或者传统儒家所谓“修身齐家”,在概念上等价于角色塑造——自我反省和社会规范,以符合制度的标准。所以角色,乃是制度构造的细胞。

    角色概念出自西方社会学对西方社会的提炼,尽管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照样适用,但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未必可直接使用。毕竟,传统社会并未直接提炼“角色”概念和相应思维框架。不过,它涌现过一些类似于“角色”的概念,这就是“名分”和“面子”。所以,我们不妨借鉴“角色”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反过来考量面子在传统中国及江湖社会中的地位。

    以传统思维的方式讲,名分是面子的内容,面子是名分的形式;有名分才有面子,无名分则无面子;名分要以面子来体现,面子以名分为依托。在世俗社会和江湖社会,二者几乎混用。对照西方角色概念的内涵,面子和名分几近于中国人的角色。世俗江湖化社会正是在面子即角色概念基础上,运行它的规则和制度。

    纵览中国人交往互动,轨道之一是面子互动,面子是传统中国人交往中必戴的面具。大家戴了面具,才开始说正事。即使是兴师问罪,也要先“张兄李兄,请坐看茶”之类。传统社会,包括江湖社会和家族社会,决不允许两人戳破面子**地交流,双方对话应透过脸谱完成。这是脸谱与脸谱的对话,面具与面具的对话,否则就是失“礼”。“面”,是贯彻“礼”的先决条件。这个脸谱或面具,就是面子,也指背后的名分。面对不同名分之人,即不同面子之人,言行皆有不同,分寸自有不同。譬如,长辈要用敬语,下辈直呼其名。

    面子在调节个人行为,贯彻关系体制中的首要机制是担当影子法官,消化关系社会中的内部矛盾和纠纷。

    一个社会共同体总有人违规,一旦违规,须有办法抑制和惩戒。而关系社会属于非团体性结构,秉承不成文法和惯例制度,靠众人博弈而非强权维持秩序,没有法院,没有仲裁所,甚至没有长老前辈,唯一的仲裁机制只是面子——别人让你没面子,或自己觉得没面子……以此手段制造伦理禁忌,从而减少或杜绝违规,维护关系社会的秩序。面子是私人关系的要害,兼具监督和修复机制。

    面子运作最基本的机制,是一对同步使用的评价范畴——“有面子”和“没面子”,背后的依据关涉关系社会的基本准则,尤其是核心价值。符合价值观,就有面子;不符合,就没面子。

    面子准则

    欠钱不还,很没面子 做人不得赖账占便宜

    衣冠不整,没面子衣冠楚楚乃君子本色

    开破车,没面子 没钱没本事

    公司门面破旧,没面子公司应该有实力

    孩子没规矩,父母没面子 养不教,父之过

    办喜事,场面冷清没面子 提倡人缘好,办事热闹

    捉奸拿双,没面子男女之事务必基于名分,不得苟且

    寡妇改嫁,没面子从一而终做节妇

    判断面子的关键是价值观,价值是面子的主宰,而讲面子直接服务于价值。强化价值体系下的社会秩序,无形中达到共同体自治的目的,而无须借助强制力或专门机构,譬如法院和仲裁所。因而爱面子的人以及爱面子的群体,至少在某些方面严于自律,清规戒律繁多。

    价值观是面子的核心,对面子的判断,随价值观演变而不同。价值观一旦变迁,面子标准也随之改变。曾几何时,“未婚先孕”在过去属于丑事,甚至是家丑,是因为在家族主义价值框架下,薪火相传、根正苗纯的血缘论是头等大事,所有社会价值都须在这一基本价值下重估。譬如,热闹的新婚仪典,实质性的潜语言是给新娘肚皮贴上种姓符号,生儿育女,其血缘才名正言顺。一旦未婚先孕,即代表了一种性生活随意态度,最大的祸害是给家族血缘掺进杂种,怀上别人的骨血,奇耻大辱。而今,时代变迁了,现代制度转型已然发生,家族主义本位过渡为个人主义本位,生育事务逐渐回归人类生物本色,薪火相传、根正苗纯退去神圣光环,繁衍使命渐渐让位于爱情幸福。故而,人们对“未婚先孕”逐渐持宽容态度。这是价值变迁导致面子变迁的例子,学者汪丁丁称之“意义的漂移”。

    面子内涵之一是充作江湖角色载体,建构规矩、制度的秩序,是一种约束机制。不怕人违规,一旦违规,通常只一句“没面子”即能使其收手,无须兴师动众诉诸法庭,浪费大量程序成本。当今法庭开庭一日,法官、助理、书记员、律师的薪酬,再加庭租、水电,运作费用不止数千元。在江湖体制中,譬如关系网或者帮会,只一句“没面子”便胜过这一切,真正四两拨千斤。

    面子可比一位节俭“法官”,协调人际关系几乎不花钱。然而,它平日的“保养”成本却很高,讲排场和耍派头也很浪费,应酬也不容易。养面子千日,用在一时,临了,一句“没面子”可抵千金。面子维持民间江湖社会的秩序,似春雨润物细无声。平日里,大量潜在冲突在爆发前都被面子消解。因而,它是一个协调员,能够避免大冲突爆发出来。而一旦爆发,它亦无用了。

    依托面子,关系社会变成融会儒家礼俗和道家“无为而治”的自治体系,与西方现代政治的自由秩序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譬如,经济方面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者政治方面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若以中国的儒、道学术看,市场和自由秩序都属于“无为而治”,即不通过外力,由自身机制自发生成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