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目前，中国城市人口90%集中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只有10%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简言之，中国城里人多是小城人，也就是最适宜关系网生长环境的居民。

    “关系社会”的特征就是不通过任何公共程序，仅仅通过熟人就可以直达目的。譬如，某地机动车辆年检时，可通过朋友将行驶证拿去盖印，而无需到车管所排队，更无需开车去真检验。结婚婚检，也不需要真体检，拿上表格找熟人盖戳即可。类似例子决不限于车检和体检，而是涵盖所有权力领域和商业领域。关系社会盛行的城市有两套运作系统：一个公共系统（宪政和市场），一个关系网系统。有关系的走后门，没关系的走“前门”。这是数百年历史积聚的传统。不怪谁，这是一种惯例制度，中国人生存博弈的结果。

    在上海这类特大型城市，仅城区人口就近1000万，几乎没有听到人敢称其为“关系社会”，尽管上海也有不乏会搞关系的能人，但是这样的能人凤毛麟角。大部分百姓行为都中规中矩，遵纪守法，所以关系网未泛滥成“社会”。有些生意人声称，尽管自己不喜欢上海人性格，但最喜欢和上海人做生意，因为他们做事按部就班，讲程序守规矩。俯览上海，不靠程序而靠关系“捣糨糊”的能人不足1%。然而与此相反，在其他典型的关系网生态城市，依托关系网生存的市民不低于50%，生活大小事宜一应依赖“关系”，连买一根葱都可以讨便宜。

    为什么形成这种差异呢？

    背后原因复杂，但是城市生态是关键，而城市生态的第一要素是人口。关系网最怕人口多，它的整合力天然不足，最佳人口规模当属20万以下，最好不超过50万，一旦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纵然长袖善舞也鞭长莫及。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关系网必须在适当人口生态中发育。

    由社区、行业、私交、裙带诸种关系网编织而成的关系社会，遍及依赖关系营生的本地人群。由于关系传递衰减规律的制约，任何关系生态圈生长的规模都有限，不可能无限滋长，不可能通达全省全国。在自然条件下，关系的传递呈一种阻尼性衰减，像地上滑出去的石头，越走越慢。这决定了关系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社会，最终有一个尽头。论规模，它比宗族村落大，但比现代社会小。现代社会的规模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能够达到地球村。而“关系村”，顶多一座小城。

    作者通过比较南方沿海中小城市，以观察、数学估算和推测相互印证，认为50万人口是关系网规模一道上限。亦即，50万人口以下城镇容易被关系网制度征服，50万以上人口城市只能部分被关系网统治。

    前面我们说过，关系每传递一次，办事成功概率衰减一半。传递三次后，效率低于10%，关系网机器就近乎不能转动。于是，我们就依三次的假设来估算上限。

    假设甲是第1人，第2人乙替甲平均办事效率为100%，第3人丙替甲办事只有50%；依此，第4人丁的效率是（50%）2=25%，第5人戊的效率为（50%）3=12.5%。这个数值已经接近10%，也就是关系机器接近停滞，俗说称其“多半不可能”、“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救命之急，或非干不可的大事，否则人们不会选择只有1/8成功率的关系路径，宁可更换路径，改弦更张。

    初步结论是：关系网内的传递平均次数约为三次，从甲至丁为止。

    现在我们来估算在自然传递状态下，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实际估算过程只需要考虑二种因素：

    ①效率的加速衰减；②关系网重叠部分的剔除。

    因为第2人认识的熟人中，也有相当部分是第1人认识的，因此不能认为二人的关系网延展总人数，就是甲乙二人熟人数乘积，而应该扣除部分重叠因素。根据作者对福建南部城市一般的观察和估计，更新系数大约70%，亦即重叠系数大约30%。也就是说，平均七成朋友是独自的，三成是共有的，是要剔除的“交集”。

    估算过程如下：

    设定私人关系网平均人数200人；设定本人甲传递第2人乙的效率为100%。

    甲（第1人）托乙：传递效率100%，可传递范围200×100%=200（人）。

    乙托丙：效率50%，相对于甲的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

    200×50%×70%=70（人）。直观地说，丙本来认识200人，扣除乙也认识的，再扣除动力衰减因素，丙的新关系资源只有70人。而不是想象中的200人。

    丙托丁：效率25%，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200×25%×70%=35（人）。也直观地说，丁本来认识200人，因为是甲的事情，精气神儿只剩25%，还有少量与丙的关系重叠，最终只有35人的新资源。

    三数相乘：200×70×35=490000（人）。

    也就是说，关系网生态系统的极限，理论上可以达到50万人左右，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这既是基于一部分假设的估计值，也符合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结论。

    换言之，在一个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或者社区）之内，通过关系传递所营造的关系网可通达社区每一角落，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关系社会”，这也是我们实地比较不同城市后的结论。置身此种地方，人们有一种感觉，“说起来大家都是熟人”，你的二婶是我大嫂的姐姐，你的同学的哥哥是我的表弟，你的熟人也是我的熟人。身在小城，熟人遍地开花，这种感觉甚为明显。

    如果城区规模超过50万人口，则纯靠关系链条来联系新人，就会产生困难。城市越大就越困难，越不容易靠关系保障日常生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大，关系网逐渐淡出主流社会，蜗居城市一隅低调运作，同时宪政制度和现代公共体系逐渐占上风。

    在中小型城市或城镇，关系网是一种主要组织模式和惯例制度，这是中国社会高度江湖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域，关系现象兴盛程度不同，产生的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程度各不同。

    即使是大部分认为自己吃亏的底层平民，事实上默认了关系网这种中国近代移民阶级创生的惯例制度。因为，在宪政制度功能不健全的共同体里生活，关系网是共同体居民首先可以依赖的互助体系和保障体系。

    尤其在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居民出门满街都是熟人，习惯上倾向于靠熟人办事。在这样的小城市，推行现代法治和市政程序非常困难。以司法诉讼为例，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之间都是熟人，背后渊源瓜葛一言难尽，难免有内幕交易。

    小城市虽然不代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代表了中国90%以上的城市人口，因而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

    不过，当城区人口增长至约50万左右，这时人口规模已接近关系网整合力的极限。此时，城市市民会自发产生宪政秩序的需求，对“正规办事”的呼吁就具有真正民意基础。

    随着21世纪来临，关系网与现代法治制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某些事情上，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现代法律体系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关系网打通法官、官员，与前一部分人相抗衡；在另一些事情上，双方位置则可能对掉，后一部分人找不到特权保护，所以只能求助于城市法律体系。换言之，人们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信念，只有一以贯之的利益博弈，并不能理智地确定自己是一个“现代人”，还是一个传统的“江湖人”。一句话，人的现代性尚未建构。

    不论城市有多大，关系网都不会自动死去，它都会在某一个局部里顽强存在，譬如一个行业、一个街区、一个科层制团体……关系网，是多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理念，不会轻易放弃。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现代性变迁，正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但是环顾眼下中小城市，关系网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并未见衰退之势。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中国人究竟希望更加江湖，还是更加现代化？答案是：普通中国人既不热爱现代化也不热爱江湖化，只渴望富裕。谁让我富裕，我热爱谁。这种心态，决定了对制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