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执行。具体的尺度是年龄、辈分、权力、行政级别、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师生（徒）关系等。儿童不知道等级制为何物，但知道在家族里区分长幼，在学校区分师生，因而掌握了一些尺度。
进入等级的语境，就必须遵守一系列模糊的规矩。这些规矩隐性地存在，譬如以下三条：
第一是恭敬态度。这是所有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地位低者对高者，最起码的规矩。恭敬的态度首先体现在语言和姿态，其中磕头便是封建时代遗留的一种极端仪式，代表人格的依附。
第二是奉献“心意”。晚辈向长辈，下级向上级，奉献金钱、礼物来回报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栽培和呵护。现在逢年过节，每每可见子女向父母送礼，下级向上级送礼，群众向领导送礼，小弟向大哥送礼。这是一种制度规范，即便不求人也要送礼，只为确认这层模糊的依附关系。除了贪官以外，礼大礼小无人嗔怪，关键是记得他老人家，强化和确认上下关系的认同。
第三条是交换不对称。这是前一条规矩的延伸。上下级之间如果发生利益交换，双方支付的成本不能对等，在大致认可的折算标准上，下级理当付出多，上级理当付出少——所谓倚上卖上是也。譬如，下级帮上级办事（包括门生帮宗师办事），所获酬谢应该比当上级反过来酬谢时的情形要少一些。不是上级舍不得代价，而是通过差额凸显双方的等级格局。酬谢少到最少的地步，可能只剩下夸奖和口彩。
假若上级在一桩交易中偶然付出超标准的过多回报，下级通常应该表现出诚惶诚恐和不敢当——很可能是上级在考验你的归附心。除非你确认上级刻意施舍，刻意表现慷慨大方，方可收受。但是什么叫“过多”，习俗规矩并没有明说，全靠个人揣摩，依赖对上级价值观的了解和当前行情折算，因时因事而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模糊思维。此外，在更森严的等级关系中，譬如江湖会党，大哥对喽啰的酬劳，甚至都不叫回报，而叫做“赏”。事情干得漂亮，赏钱、赏物、赏女人。
这条惯例的立意，一来确认双方关系的等级差异，二来保证双方交往历史的总量平衡。在传统价值观中，上级对下级的提携、栽培、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恩情”。恩情之大，有如再生父母，终生报答不完。因此，这种附带恩情交换的不对称性，也被当做是下对上终生报恩的一部分。瞬间的不对称，是为了交换历史总量的对称。
内外有别
在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中，个人人际关系像一串同心圆向外推开。我们在此问道：这究竟能推多远呢？在费孝通的“涟漪”图示中，水塘有多大，人际关系规模就有多大。然而，水塘不是大海，究竟有限还是无限，费氏未言。
中国人的关系网范围，即个人关系网的规模，从道理上讲是不能无限发展的。关系网的容量之所以受限制，是因为中国人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熟悉”即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认识几个人，关系网的规模就是这拨人，不可能无限扩张，何况认识人当中还有不能搞关系的。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阅历都有限，不可能认识无限多的熟人。以婚礼喜酒的嘉宾规模作为样本切入熟人圈子，一户普通市民喜筵的嘉宾规模平均在200～300之间（喜筵20～30余桌，平均25桌）；好客的、善交际的家庭稍多一些，一般达到500人左右（喜筵50桌）；不善交际的人还达不到平均数（10桌以内）。假定关系网的人数规模约等于婚礼喜酒规模（实际上前者略大一点，取其近似值），以喜筵规模代表熟人圈子，那么便可以说：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在200～300人左右；可以取250人近似值。以喜筵数代表熟人数，在逻辑上基于一个假设，就是喜筵人数约等于熟人数。这是普通百姓的情形，活络人营造的熟人圈子要大得多，基本上近1000人。不过这样产生一个坏毛病：熟人的名字很难记全，经常无奈地说：“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
因为熟人数量有限，所以关系网暗含了结构上的闭合、分界和不开放，它的特征就是闭关自守，形成“自家人”和“外人”的分野。“自家人”是共生圈，一起捞，一起吃；“外人”是对手，是竞争者或者是漠视的对象。简单地说，关系网的周边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就是“自家人”理念，它是关系网的边际。“自家人”和“外人”两个概念关涉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体系和游戏规则：“对待‘自家人’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外人’就像秋风扫落叶”。
什么是自家人？什么是外人？
自家人就是关系网里面的人，特别是关系圈里层那些亲近人；外人就是关系网以外的人。二者之间有一片过渡的模糊界区，界区又有三道概念作防线——狭义、中义和广义，形成不同的规矩和语言环境。狭义“自家人”就是自己家族的人，这是辞源本义，是家族主义文化的起点。若是乡里有械斗，当然是帮亲不帮理，同姓帮同姓。中义“自家人”是认识的熟人——哥儿们、姐儿们，平日来往频繁，有事情相互帮忙。广义“自家人”是本地人，或延长到操同一方言的人群。譬如潮汕人听到乡音便称“自己人”，热情异常。在泰国，讲潮州方言就可以得到潮州人照顾，可见潮州人乡谊之盛。凡称“自己人”必定待遇不同，遵循的规则不同。一旦界定“自己人”，脑海马上进入特定语境、价值体系和情感体验。“自己人”有优惠，有互助，遇到“自己人”与外人纠纷要先帮“自己人”，而不论是非曲直。
相反，如果对待自家人的基本态度是“照顾的义务”，那么，对待外人基本的态度就是漠视和排斥，这种二元伦理的本性是排他。
北方人常说南方人排外，尤指广东人和上海人。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在广州以普通话问路通常没人答理。改革开放伊始，外地人到广州高第街买东西通常在价格上要吃亏，若问价后不买，粗野的商贩绝不轻易放过。在前现代化时代，南方地域多排外。沿着海岸线看中国地图，北至上海，南到广西，排外心理十分普遍，南方地方文化普遍具有排外性格。
譬如，闽南人对闽南以外地方一律称“北方”或“内地”，称闽南人以外的所有国人，包括本地讲普通话的移民，一律称为“北方人”、“北仔”或者“内地仔”，甚至歧视称“北仔戆”，即北方傻。一次，两个小青年骑摩托车不慎撞倒了一辆自行车，二人起初面带愧色，不想被撞人踉跄站起来，用北方话嘟哝一声“他妈的”。两个小青年不干了，交换了一下眼色低声道：“北仔戆，揍不揍？”另一个答：“揍！”两人转身回来，又对骑自行车人拳打脚踢一顿，随即逃之夭夭。俩人能瞬间达成一项打架默契，关键在歧视理念背景。按他们想法，本来低人一等的外地人，撞了也白撞，我能面露歉意已经不错了，还敢骂我娘，绝饶不了你。
以上，我们分别谈及关系网的三条“有别”原理：“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和“内外有别”。概括来说，三个“有别”原理是一种广义的费氏差序格局——即由异质性和特殊主义原则建立的格局。半个世纪前，费孝通总结了中国乡间社会的特殊主义：差序背后的梯度性和异质性，而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平等、均一和普遍主义。而这种“有别”差异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是普遍的，不局限于乡间家族，更涵盖江湖，包括帮会和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