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此“关系”，即今日关系之雏形。

    随20世纪向前延伸，“关系”在文献及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日渐提高，曾一度在20世纪中后期“文革”中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关系概念是人所共知。在日常口语中，托熟人、走后门含义已经超过原始语义上升为第一含义，在托人办事中谁都不会误解它的意思。而它的原始语义即“联系”的含义，则萎缩为一种纯粹书面语言，基本局限在学术和政治文本里。

    “关系”何以称“关系”？

    关系作为一种特指的符号，具有特殊的生成结构。

    从符号学看，符号的“所指”是内容问题，应该是针对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但符号的“能指”，即符号名称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为什么选择“关系”来称呼关系，而不是其他？是谁选择了“关系”称呼？为什么选择特定的时机选定和流行“关系”称呼？这既要归结到近代社会的移民性质与社会主义语言文化的交叉。

    依托移民迁徙的江湖秩序，其组织模式的发展和繁荣，通过对大众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渗透，在20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小传统底蕴，至此时需要进一步改造、整合和规范，需要用新概念和新符号来加以提炼和标识，以利于惯例制度的进一步提升。对新符号和新概念的需求是必然的，但选择什么样的符号则是偶然的。因之，这一时代出现的新符号就不可避免打下了当代的烙印。

    关系名称的认同、流行和时尚化，与集体主义体制的话语习惯有关，与集体主义的精神无关，仅仅是一个话语习惯而已。尽管，早在清末就有“关系”的零星叫法，但并不流行，不成为得到大家认同的主流话语。《官场现形记》只是“关系”说法的星星之火，“关系”说法的真正燎原是在“文革”时期。

    解放后，在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组织体制下，所有工、农、商、学、兵、政、干……都要填写人事档案。标准档案格式都有“主要社会关系”一栏，要求填写近亲和密友①　 ① 近亲和密友同时也是搞关系的主要对象……每个人从上小学开始到进入工作单位，填写下的表格不下百份，每份都有“主要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比照一下，“主要社会关系”在老百姓的世俗眼光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很显然，就是那些来往密切的人、相互有照应的人、生活相互帮忙的人、有重大事情发生时靠得住的人——三姑六舅、七大姑八大姨、老同学、老哥儿们，这些人似乎就是“主要社会关系”了。几十年来，大家一面不停填“社会关系”表，另一面也不停托“社会关系”办事，久而久之就像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所说，就像马戏团驯猴那样，建立了条件反射。托关系的人就是档案上的人，“主要社会关系”，或简称“关系”，就是那些走后门对象的统称了。习惯改变了人们的语言，把所有能走后门的人通称为“关系”，关系就这样进入主流话语。

    从“熟人”到“关系”，并不是换个说法那么简单，它标志关系网操作从经验进入理性的高级阶段。以前各种称谓诸如亲戚、老乡、熟人、同学、师生、同事等等，都被冠以一个相同名称，包容在这一个共同概念之下，被同等看待。或者说，被抽象出共同的价值。原本在古典社会中，亲戚、老乡、师生等所具有的亲疏、情义、轻重、等级的诸种价值被轻飘飘一笔勾销。这就像砍一棵树做木棍，所有的枝叶都削掉，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所谓关系，无非是可以托办事的熟人，无所谓亲不亲、友不友，有用即可。白猫黑猫，能办事的就是好猫。

    关系这个符号，连带它背后营造的关系网和惯例制度，是儒教制度后期的移民生活演变的结果，是移民和游民群体习俗逐步演化的产物。往前看，在古代定耕农业社会中，走后门的关系没有存在价值。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圈内，人们相互交换和利用的空间很小，亲戚仅是亲戚，朋友就是朋友，熟人还是熟人，不是相互利用的工具。在缺乏大规模合作的小农经济体系里，社会交换和相互利用的空间很小。在一个固定的村里，粮食蔬菜自给自足，家族以外人的利用价值微乎其微，没有经济意义上可观的工具价值。只有在定耕农业经济开始瓦解以后，大范围移民格局形成，同时宪政秩序尚未建成，市场经济和公共行政制度尚不存在，仅有的、数目少得可怜的亲戚、朋友、熟人、同乡就变成个人向外发展的过河桥和敲门砖，成为相互交换、合作的稀缺资源。在人们赖以生存的制度秩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关系网就这样形成了。换言之，关系网是传统与现代制度断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