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六十多亿人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傍晚，但由于海山日报社总编辑仇平稳同志遭遇车祸而身亡，这个傍晚对于他的家庭、报社以及海山市的一些人来说就变得很不普通了。当然，对仇平稳本人而言，这个傍晚更是一种和上天联系起来的特殊时辰，特殊到可爱的他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地球上永远地消失。
仇平稳是牺牲在采访归途的车祸中。
那天，轿车行驶在宽阔而笔直的国道上，据说当时路上也没有其它过往车辆的干扰，车前更没有任何障碍，可不知是咋弄的，平素驾驶技术很好的部队复员军人罗刚却把制动很好的桑塔纳2000型轿车冲到左行车道上。更要命的是，当轿车闯进不属于自己的车道上后，它霸道得像一匹脱离了羁绊又发着情的野马很是威武地驰骋开来。这匹发情的野马在撞破路边三十多米长的防护栏杆后在蓝天里飞驰了足有五十多米远，“哐当”一声巨响，发动机呼呼轰鸣着，轿车的四轮朝天，倒在了宽敞的秀水河畔，仇平稳总编像一颗上了膛的炮弹从轿车的前挡风玻璃发射出去，呈45度抛物线飞翔了二十多米，在空中留下人生最后的一道风景线后，“哗啦”一声激起无数朵白色浪花，然后便悄无声息地沉没在仅六十公分深的秀水河里。
这一切描述都是根据现场的情况被报社里的秀才们推断出来的。现场的见证人之一——海山日报社名记左韵在轿车闯入左道的片刻手里正拿着采访手记沉思着这次采访中遇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她没来得及叫喊一声便被保险带紧勒着随车飞翔。在汽车飞起来的时候，左韵听到玻璃巨大的“咔嚓”破碎声，而一贯文质彬彬的仇总出于对汽车失控的恐惧本能地发出了刺耳的叫声。另外一位当事人——平素伶牙俐齿、机警聪明的驾驶员罗刚尽管被安全带固定在车上，一直比较清醒，但仍然没看到仇总最后划出的那道“弧线”，直到住院好长时间以后，他也仅能说清楚平时上路一直紧系安全带的仇总，不知道那几天的饮食出了啥问题致使他连续跑肚拉稀，所以在回来的途中基本上每隔半个小时就要解开保险带停车“解决问题”，在发生事故的几分钟前，仇总解开安全带“方便”后还没来得及把安全带重新系上就遭遇了灭顶之灾。至于当时车是怎么飞起来又是怎么掉到河里的，罗刚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本来，仇总平时坐的是奥迪轿车，考虑到农村的路况和此次必须要扎实地采访，他临时要求罗刚更换了比较皮实的桑塔纳2000型轿车。听说仇总遇难后，个头1米88、满脸络腮胡子的海山汉子罗刚不顾自己身上三根刚接好的肋骨随时可能再裂开，当即在病床上放开粗壮的嗓子嚎啕大哭起来，其悲戚之情令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动容。有人大骂轿车道：他妈的，这算什么“豪华桑塔纳”！怎么就成了“嚎丧”！
仇平稳此次下基层采访，是准备抱个“大金娃娃”回来的。
半个多月前，仇平稳在参加全省扶贫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上，发现他所在的海山市，也就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冒出一位新时期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先进典型——石寨县文物管理办公室女干部崔袖展，她那催人泪下的先进事迹和情为民所系的无产阶级的朴素感情令仇总在自责工作失职的同时激动得好几个晚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在给新闻学员们讲课时经常说，写出好的新闻作品和搞艺术创作一样也是需要激情的。他早就认为年过五旬的自己再难以寻到产生激情的源泉了，可现在面对这样的好典型，他像当年新华社记者穆青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样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激情，这激情像少女的初潮来临一样折腾他连续几天脸庞红润，激动不已，他知道人生最后的激情稍纵即逝。于是，他匆匆安排好报社的日常工作，在考虑助手时把报社的编辑记者逐个摸排了一遍，仔细权衡后决定带上全报社惟一五次获得省新闻一等奖和若干二、三等奖的新闻部副主任、女记者左韵和专车司机罗刚，悄悄来到先进典型产生的母地——石寨县石沟乡石洞村。
平时别说是省里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连市里召开的许多重要会议比如人大、政协的“两会”仇平稳也基本上不亲自带队参加，让其他的几个副总们轮流带上记者组驻会采访，市里领导要求报社必须来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则另当别论。从内心来说，做了十多年总编辑的他倒是很怀念过去做普通记者或是记者部主任时的那些岁月，有时候还真希望像过去那样多出去走走看看，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去下面采访。作为一个党报记者本身就有至高无上的荣誉，平时无论写不写稿，发不发稿，他哪怕是随便走到哪个县区，给宣传部或者直接走到地方政府接待办打个招呼，都能享受到“无冕之王”的待遇。事实上，作为党报记者在参加那种没完没了、五花八门的会议时，是会有很大乐趣在其中的，这样的会议只需与会的记者带上能吃饭的好肚子就行，到会场相当于到了最好的休息场所。各级党委的会议一般情况下开起来比较严谨，至于各部门特别是企业的那些会议，都会多少不等的既有好吃的、好玩的又有小礼品、大玩意，有时遇到大方点儿的国企甚至会按人头发放购物卡和可爱的人民币，要是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捞到去外地学习参观、游山玩水的机会。
除了有纪念品、购物卡拿外，参加会议的记者也不用写稿，即便是新当选的市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记者也不用动啥大的脑筋，这样的会议是做出样子糊弄老百姓的，因为早在会前市长需要说的问题已被宣传部门拟好并打印出来，会前发给那些确定亮相的提问的记者。真正到了会场，这些内定的以各级党报记者为主的记者手拿着说不定抄着几份情书的笔记本装模作样地把早已拟好的“问题”照本宣科地一念，自己的使命就算完成。至于回答问题的市长也先是装模作样地一怔，做出思考的样子，接着便拿出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谈，借电视台实况转播的机会，在全市人民面前展示自己的嘴上功夫，那就和提问的记者没啥关系了。因为在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时，市政府新闻办早把市长答记者问的新闻通稿传到各家报社，与会记者当然乐不可支地不用再操这份闲心了。
要说最正规的还属市里一年一度的“两会”和市政府的其它会议，看起来这样的会议开得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有点呆板，除了“两会”的稿子需要在宾馆里跑了东楼到西楼，到了南楼走北楼找代表采访外，其余对于记者来说还是其乐融融很轻松的，会议几天下来，采访记者只需拿把剪刀把领导的讲话材料进行剪贴，并在材料旁边的空白处填写“会议指出”、“会议强调”、“会议要求”和“会议号召”等这几个常用的术语，则成为一篇标准的会议消息。
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催生新闻业成为社会上最热门的行当之一，如今热爱新闻事业的人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拥挤在文学小道上的人一样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人员都喜欢拥挤在这里，通过这个平台偶尔露把自己的“小脸”，甚至作为通往仕途的捷径。所以，在多数部门召开的会议上，记者都会遇到主办方的这些“新闻爱好者”们，从会议准备的时候开始，新闻爱好者（通讯员）们便开始跑报社，走电视台，拿着会议请柬去物色自己熟悉的记者，会议召开后更是围着记者鞍前马后地套近乎。当会议到了最后的程序即主要领导开始总结讲话时，话音还未落，有关会议消息的稿子便工工整整地打印好送到了记者的手上，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见报时能署上这些“通讯员”的名字。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成天屁颠颠地殷勤招呼记者大吃大喝，又在单位领导面前吹风点火，弄几个招待费请记者上歌厅、洗桑拿，有时候还悄悄奉送上厚厚的红包。
上述的这些轻松享受对于仇平稳来说早已久违了，也再无缘受用了。自从升任总编后他便身不由己每天要逐一仔细看过对开两大张八个版面的报纸，虽然拿到面前的是二校后的大样，但明显的错误还是时不时地出现，比如有一次转发新华社的电讯通稿竟然把共和国“总理”写成共和国“总经理”，这样的稿子至少要经过三道手续，有五六个编辑、校对看过，可他们还是没发现这样严重的错误，堂而皇之地把大样呈送到他的面前。如此错误要是发生在“文革”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罪，甚至会被杀头的呀！即使是在如今社会开明的新时期里，作为党报如果犯了这般低级的错误那也是任谁都交代不过的事情啊！受到市委宣传部领导的严厉批评不说，更会被读者笑掉大牙的，现在的读者很厉害，长篇大论他们不看，对这类问题却十分敏感，报纸送出去还没半个小时，肯定会有电话打进来，把报纸骂个狗血喷头的。作为一个一辈子兢兢业业为党办报、马上“拉铃”回家的老报人面对这样的错误真是脸红心跳、问心有愧啊！所以他经常说，自己每天在报纸大样上最后签发那个“仇”字的时候，心里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啊！
仇平稳参加那天的电视电话会纯属偶然。虽然他年龄大了，但上网的工夫一点儿不比年轻人逊色。几乎每天早晨一上班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电脑打开，按照先国内后国际、先政治后经济、先科技后社会、最后看体育、文艺和法制这个顺序在全国各地的新闻网上浏览，且还偶尔网络聊天，和那些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讨论不同的问题。面对虚拟的网络，他感觉里面是很真实的，本来在红尘里就有好多烦心事的人们如果到了网络里再绞尽脑汁地编造假话的话，那活得真是太累了，对于多数人特别是和自己一样的中老年人，到网络里聊天首先是图个放松。因此，他总是以真诚的心态进入网络，自然也得到了网友们的真诚回报，说实在的，网友们有时候口无遮拦的观点还真令他有所启发和借鉴。
那天和往常一样，他点到省城晚报的网页上看完新闻后，顺便进到该报的一个休闲栏目“市井聊吧”，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此文说的是作者参加省城的一个电视电话会，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与会人员在会场上有聊天的、吃喝和睡觉的，还有的县区分会场里竟唱着“空城计”。会场里面的千奇百态令作者大为感叹：从会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