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范式选择：现代冲突论在中国**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当前的四项基本任务。其中，“建设和谐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地位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文化并列。构建和谐社会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参见**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页。从而，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可以说，“和谐社会”是“三大文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与精神文明）理论的新拓展，是对小康社会新的阐释。

    从字面来看，和谐社会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对和谐社会涵义的直接描述可以追溯到**报告：“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参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9页。其中，社会和谐、人民和谐相处的提法，使“和谐社会”的概念呼之欲出。不久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贯穿其中的重要思想，就是要努力实现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参见2003年10月14日中国**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概括形成“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同时，从社会发展目标来看，和谐社会从来都是每个政治体系在每个历史阶段不变的主题。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为生，各得其养以为成”，道家也提出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和谐理想状态。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对此存在着一些共识，集中体现为党的文件中所给出的阐释：“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当前，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这种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全面概括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参见**：《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同时，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可能形成思维误区的地方，即和谐社会是作为目标而提出来的，否则就不必去“构建”和谐社会了。我们需要在这种思路上取得共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治国的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果，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我们既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紧迫感，又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做起，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坚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参见曾庆红：《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扎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6日第1版。在社会科学中，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构建过程，和谐本身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社会科学理论上，成为研究视角的分野，其起点是“人类社会如何可能”的“霍布斯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在联系中建立了结构与秩序并保持稳定，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对公共价值与公共权力拥有普遍的共识，从而建立了社会。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有秩序是一种强力约束的结果，拥有权力的群体对没有权力的群体进行统治。这种如何看待社会和谐、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争论在社会科学中长期难以化解，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演化为结构功能主义与现代冲突论两种不同的范式。

    结构功能理论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认为社会是移动着的静态平衡。它假设社会制度处于均衡的状态，社会一直保持着它的有条不紊的秩序，不会发生整体的变迁。社会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小至个人、群体，大至组织，都对社会整体的稳定做出贡献。社会是由规范、价值和公共道德将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共识，即共同的社会价值的聚合力，使得社会保持着均衡。如果社会内部出现紧张、失衡，是由于社会出现了暂时的、不正常的病态，社会内部的机制可以自动地加以修正与调整。参见张乐宁：《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越轨的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5期，第35～39页。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由这种社会均衡模式来解释。

    而冲突学派认为社会是动态的，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在社会体系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冲突与不和的因素，对于社会体系的整体来说，它们都是或明显或不明显的不整合和社会变迁的来源。社会在运转中所保持着的秩序，是权力在起着维持秩序的作用，来自于一部分社会群体对另外的社会群体进行压制的结果，而不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和公共权力的认同。因此，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均衡模式所能解释得了的。

    所以，在我们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目标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作为常态的社会本身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也就是功能主义和冲突范式的选择问题。出于现实性和建设性，选择冲突范式更有说服力。

    首先，时代性。范式的选择与兴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往往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制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兴起、发展于20世纪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战火也基本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使得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战后美国迅速地转入为和平建设服务的国民经济轨道，一时国内欣欣向荣，社会和谐，民众生活稳定。在这种繁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应运而生，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中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但西方进入20世纪60年代，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美国的繁荣也好景不长，也为各种矛盾和问题所困扰，先后爆发了反越战运动、保障民权运动、肯尼迪被刺事件等。正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冲突论应运而生，美国社会以达伦多夫和科塞为代表的冲突学派开始活跃于学界，批判结构功能理论所宣扬的社会均衡、稳定、和谐与整合的“太平盛世”，切中时弊，回答困扰人们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关论述参考华青：《结构功能学派和冲突学派》，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6期。这两个学派的一起一落，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背景的转换。这两个学派在看待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正好与这种社会背景的转换相呼应。

    当前，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