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趋僵硬的跨越在西方，曾经为教育的普及是否能够实现社会平等而争论不休。西方早期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教育平等有助于缩小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应该通过各种努力兴办教育来实现社会的平等，这种观点为后来的功能主义者所认同。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中看，教育都不能为社会人群提供平等的机会。我们这里抛开教育和实现社会平等的复杂关系不谈，仅仅探讨教育和中间阶层的联系。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教育有时被作为一个分层标准，即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如前文所述，国内有研究提出中间阶层或白领阶层的“三高”标准，其中的一个“高”标准就是高学历。从泛义上理解，教育背景不仅是正规的学历教育，还包括各种资格证书和培训。

    这种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体现在各个中间阶层群体上，比如公务员。尤军（23）从大学毕业就进入机关单位工作，在访谈中他提到，以往政府机关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他刚毕业时，整个区机关里面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干部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当然，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当时来说这个比例已经比较高了）。机关里的骨干力量是军队或兵团转业干部，对于科班出身的青年人来说，发展空间并不看好。但从1995年之后，区里开始从高校直接引进毕业生充实机关，甚至包括研究生。从学校里直接过来的多了，上面大环境在改变，区领导对人才发展战略开始比较重视，也开始提拔这些“科班”出身的年轻干部。

    现在，“大专以上文凭”成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正式标准，所有希望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人都必须具备大专以上文凭。而且招考职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央机关中要求硕士学历的比例越来越多，甚至有逐渐替代本科学历主流位置的趋势，博士学历要求在机关单位招录中也很常见。这样，从制度上订出了一道没有任何弹性的学历筛选程序，没有学历资格根本不可能通过初审，也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在后面的程序中展示自己的素质和才能。随着对机关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提高，学历在公务员系统成为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预料，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公务员都将达到当前招录新进人员的门槛标准。所以，从公务员的筛选机制角度看，文凭门槛比能力素质门槛还要重要。这些年来，一些官员热衷于拿学历，就是这种学历门槛作用的体现。

    另外，教育文凭的门槛作用有更广泛的延伸。比如尤军（23）提到，在机关里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有天然的亲和力，高层领导在提拔干部时很自然就会倾向那些校友。其实不难理解，文凭所代表的不仅是能力、技术与知识，同时也是为出身者所授予的身份标志，是学校声誉、传统所积淀于个体身上的特殊气质、态度与品味这类“软”资本，众多校友可以由此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资源网络。

    “事业人”主要是专业人员，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教育背景，一般不能胜任工作。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在事业单位往往要评职称，其中学历是一个重要的硬指标。学历往往还和其他一些利益相结合，比如在评定分房资格的时候，学历因素可以与工作年限、职位等一样加分，学历是申请研究项目的重要参考，等等。随着国家整体学历水平的提高，事业单位对学历的要求也在提升。比如本来要求大学文凭的职位，现在要求硕士，甚至博士。这并不表示较低学历的人做不好这个职位，但这种门槛硬生生将所有不够学历标准的人摒弃在门槛之外。比如，华林（11）是在拿到硕士学历之后才有机会应聘现在所任职的中学老师职位，实现了调到北京的愿望。当前，有大学学历而且有相当教学经验的人很多，如果他没有这个学历，他也就没有任何优势，根本不会有这种留京的机会。但这并不表示这个职位非要硕士学历才能做得好，也不是他在拿到学历后比之前的教学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杨波（20）说近年他所在的大学在招聘教师的时候全部要求博士学历，而且有些教师职位还明文说明“洋博士”优先，或者直接要求留洋背景。是不是“土博士”一定就比“洋博士”教学、科研水平差？肯定不尽然。但如果被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