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的民主需求冷淡一定程度上在于“拜佛主义”倾向。
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烧香拜佛。即使现在，我们在旅游景点的大小庙宇中仍然能看到各色人等很虔诚地拜伏在神像佛龛之下，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说明这种现象和社会层次关系不大。但我们却不能就此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众多。因为中国人拜佛大多比较功利，平时并不会有意识地、虔诚如一地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只是到了有求于神佛的时候才想起要拜一下，并不惜重金许愿。春风得意的人是很少想起要拜佛的。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所信奉的是一种信念，与功利无关，不会因有求于神佛才敬佛，也不会因无求于神佛而不敬佛。另外，拜佛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而是其他选择难以如愿的最后一条心理防线。
这种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理念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可以称之为民主理念和需求上的“拜佛主义”。
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理念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与宗教崇拜相提并论。社会之所以需要民主，可以有两个理论出发点。一个是功利主义的，认为民主是可以促进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权力失控的制度安排；一种是价值性的，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价值诉求。西方学术界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保护型民主”（如三权分立）和“发展型民主”（如人民主权理念）两种模式，参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一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达尔则概括为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这两种民主模式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若干世纪的文化传承、制度建设，民主理念本身作为文化价值已经深深地烙在了西方民众的意识之中。
与西方不同，民主之于东方，更多地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义”倾向，期望民主这尊“佛”能够直接解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现实内容。而且，对民主所能带来的现实期望是短视的，并不会“未雨绸缪”，先推动民主建设而后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经产生了诸多现实需求，而现有的社会资源取得方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拜”民主这尊佛。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亲身体验了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会产生民主建设的诉求；否则，宁愿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利益诉求。这样，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并不稳定，一旦利益诉求不能凭借民主制度得以实现，会轻易地推翻它。
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产生民主需求需要双重条件，一个是民主启蒙，另一个是利益动机。而且，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平行的，相对于利益动机，民主启蒙是首要的。因为，在缺乏民主启蒙的条件下，中间阶层为实现其利益动机，宁愿选择其他对于他们来说更熟悉的诉求方式，如权威主义，而不是非本土传统价值的民主理念。也就是说，如果经过了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不强烈，也会产生民主理念和一定程度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很强烈，也不会将利益动机引向民主理念的建立和对民主的需求。这种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和优先顺序要求，使得在接受民主理念上显得比较困难，容易导致民主冷淡现象。
说到底，“拜佛主义”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接受民主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民主理念是一种纯粹西方的价值传统，这种政治文明成果在当前的世界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是个充满争议的课题。但本土文化对民主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学者都不能否认的。他们的争议在于，民主的普适性能否克服这种本土文化的差异，超越传统价值观念，成为新的主流价值观。
中间阶层是社会骨干阶层，作为社会转型中所分化出的新生力量，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接受了许多新事物和观念，其中许多来自于西方。但民主启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对于其他阶层如此，对于中间阶层也是如此。正如朱海（05）所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个习惯被统治的民族，严厉的制度约束还是适合中国的，至少比较稳定。”只不过，中间阶层对新价值观念的接受速度较其他阶层要相对快一些，在接受程度上要相对高一些。
对于当前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社会现实为民主需求所提供的条件恰恰还不充分，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民主冷淡：缺乏民主理念启蒙，缺少利益动机，利益动机的实现有其他替代性的诉求方式。这些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舆论长期引导所产生的效果，直接延缓了民主启蒙的进程。这种舆论引导的效果，对于整个社会民主理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这种引导经过长期沉淀，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意识形态式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影响具有共同的特点，比如程式化、不加分析、无可置疑等。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层次和分辨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这种影响也已经潜移默化在价值观念中。
比如民主建设与民主素质问题。本研究中的很多被访者以国民素质不高作为否认民主建设可行性的首要理由。然而，当前国内的民主实践恰恰是从“素质最差”的农村村民开始的；相反，素质高得多的城市居民并没有实践更多的民主内容。已经有研究数据表明，在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中，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他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民的素质对他们的选举积极性并没有形成障碍。然而，认为农民素质低却成为一种习惯的看法。在调查中，有一个让选民评价谁参选积极性高的问题是“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共列举了以下六种人：第一，党、团员、干部；第二，知识分子；第三，学政治、法律的人；第四，农民；第五，普通市民；第六，私营业主、个体户。经统计排序的结果，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参见蔡定剑：《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至于其他现实条件的约束，如经济不够发达，公民法制观念不强，同样也难以站住脚。因为农村的这些条件也只会比大都市更差，不会更好。在稳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至今没有任何确证的国内经验证明民主必然带来不稳定。同样，在民主实践缺失的情况下，判定民主理念的虚伪性，把民主看成效率的对立面，怀疑民主的现实政治功能，与其说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不如说是一种舆论长期引导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观念沉淀。
②中间阶层缺乏接受民主理念的利益动机。从利益动机可以解释村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也可以从利益动机来解释中间阶层的政治选举消极。因为中间阶层理性地认识到，这种正式的民主参政渠道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政治话语权。同时，中间阶层在当前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整体上并不是受剥夺者；相反，他们具有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具有相对分离的特征，民主权利的缺失并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的诉求大多落脚在在基本权利的维护上。而在基本权利领域，中间阶层相对社会基层拥有多种自我保护渠道。
而村民参与选举的直接动机是经济利益，解决的是村庄里财务不公开、经济决策不民主、村干部贪污**等问题。这样，相对于村民来讲，中间阶层民主需求的动机被大大弱化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中间阶层感觉利益受到了剥夺，他们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解决的动机会不断增强，民主需求随之产生。冯涛（18）的解释正好反映了中间阶层的这种普遍心态。他就认为个人性的解决问题途径很多，不必要通过公共性的民主制度；相反，因为农村基层弱势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他们利益的维护就特别需要这制度性的保障。
中间阶层现在仍然能够参与分享经济持续发展这块大蛋糕，经济成就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对民主需求的压力。何京（24）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比较通俗：现在对民主还不是很迫切，毕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可以拿这个说事。你即使不能认同我的政治，但是我在经济上还可以，说明我还是有成就的，说明我的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否则的话，对民主要求的压力就大了。但对于社会底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