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公务员的公众形象在社会中并不很好，不能否认其中许多人忙于钻营和捞取个人私利，但并非所有的机关公务员都没有理想和思想。有时，机关里严谨的环境压抑了他们的性情，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得常常并不明显。基层的机关公务员现在许多拥有高等学历，有时社会责任感已经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而且，基层公务员对社会的观察最清晰，能够看到社会基层的现实和困苦，接触到市场竞争的残酷。尤军（23）从最基层的科员到现在的副处级，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并没有减少。他的老家经常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找他，比如家乡农村的乱收费，受了乡干部的欺压。很多事情尤军（23）有心无力，但只要能做到他仍然尽力帮忙，他说老乡们真的很苦。
3企业白领
他们是市场的游泳者，没有体制内的保障，惟一自我保障的方式就是拼命适应市场中的各种竞争。所以，生存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比中间阶层中能够取得体制资源的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但这并表示企业白领仅仅是市场竞技场的“猎食者”，他们许多人仍然具有明显的社会责任感。从生活环境上看，企业白领在市场竞争中更能接受人格平等的观念，对许多社会不公现象不能认同。而且，当前企业白领普遍学历较高，相当于事业单位中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外企中担任部门主管的褚峰（08）对社会慈善事业比较关注，认为社会需要大力提倡“善行”，并为公众提供一些榜样：我们这个社会里的慈善事业还是少。我觉着什么希望工程啊、烛光工程啊这些项目不是社会的行为，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只有在一个起步的时候作为一个代理（起作用），它不能变成一种社会的公众意识。我觉着现在特别需要提倡的一个“善”字，知道怎样去用爱心帮助别人。可能我谈的比较理想吧。比如说以前公共汽车有一个李素丽，她在全国作为一个模范，今天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模范？所以我们就是缺乏一些样板，一些榜样，大家不知道怎样去救助他人，怎样去做一些善事。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所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单位里的工会组织：我自认为属于那种比较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这样。我喜欢牺牲自己的一些时间，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已经在做了，比如我现在做公司里的工会负责人，这是我主动提出来做的。另外，在我们小区里，物业不太好，收费也高，我就喜欢提一些意见。我本身是这样的，但我不觉着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记得在我们小区里，有个人发出宣传单，要我们业主给出小区管理的一些意见。这个事情我不仅参加了，把我的一些体会详细地写下来，很郑重地投到信箱里。4自营者
不可否认，现在出现了许多“仇富”现象，为富不仁的私营企业主的故事也在媒体上、私下里流传。但作为小企业主的许刚（21）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些负面报道并不客观，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很注意善待员工：你也许看到了很多克扣工资、民工追款的报道，但我想虽然那种事曝光率多，但实际存在的几率不会很大。按时发工资需要报道吗？不需要报道。比如有人讲哪里有地震，但没有报道哪里风和日丽，哪里没有地震，哪里没有凶杀、没有抢劫，这些不会报道。新闻的价值就在于报道阴暗面，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找一些新闻热点，并不一定能让你了解全貌。我很在意让我的员工生活得更好，这也是关心他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关心家人、关心同事、关心下属和关心社会上更穷的人，是相通的。在保险和待遇方面，我绝对不亏待我的员工。有社会责任感的是一批人。社会责任包括善待员工。许刚（28）还认为做生意应该讲求道义，善待客户，这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绝不会卖盗版书。原来我有两个加盟店，在外地没法控制，他们卖盗版赚钱。后来我干脆就取消了加盟形式，全是直营的，你不听我的我就解雇你，我完全控制进货渠道，让你没有盗版可卖。我的员工也认同我的主张，不能赚昧心的钱。我们的企业文化，其中一条就是讲道德。他期望自己的企业能同时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所以许刚（28）和员工经常为社会捐款：每次给灾区捐款我们都参加，发水啦，地震啦，**啦，每一次我们都参加。都当成一种习惯了，每次大家都捐款。现在正捐款在建一所希望小学，我们出二十万，政府出二十万，就能建一所小学。那里虽然离北京不是很远，但全是山区，很穷的地方。有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中有近80％的人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所倡导的“光彩事业”，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推动的、非公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以项目捐助为主要形式，扶贫为主要目的。其中有577％的人“为光彩事业捐过款”，有393％的人做过“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有165％的人“投资兴办过光彩小学”，106％的参与“国土绿化”，86％的人参与“市场建设”，有73％的人到“老少边穷地区办企业”，还有58％的人“利用农产品开发新项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虽然光彩事业仍然是官方背景，但这些数字也多少能说明私营企业家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本研究仅仅是定性研究，并不能准确说出中间阶层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大比例具有社会责任感，但中间阶层普遍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感却是不容置疑的。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普遍的教育程度较高有直接关系。
中间阶层在普遍政治冷漠的同时，为什么还表现出了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从常理来讲，政治关注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普遍的社会责任感通常会与普遍的政治关注正相关——至少不会表现出普遍政治冷漠这种负相关的现象。联想到前文对政治冷漠的分析，也许可以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政治领域与社会缺乏互动，中间阶层难以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还有故意远离政治领域的倾向，政治领域成为中间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盲区。如此以来，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冷漠与社会责任感并不矛盾。同时，两者的这种特殊关系也佐证了前文的一个假设：许多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是“假性政治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