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发现鸡蛋、蔬菜涨钱了，才知道原来是限制大货车进城的原因，东西（日常生活资料）运不进来，所以就涨钱了。可是这些事情你即使了解到又能怎么样？该涨钱还是要涨钱。你只是一个被动的人，没有扭转这个事情的能力和权力，就只能接受现实。韩娟（12）的丈夫沈智（11）也是同样的想法，他接着说：我们就觉着你爱涨就涨，你爱落就落。你涨也好，落也好，我该怎么过日子我还是怎么过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货车的政策对我有影响，但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就该关注的关注，该想办法的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关注它呢？只能适应嘛。曹飞（09）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他表示，律师协会如果出台什么政策，一般不会广泛征求意见，至少自己没有能够体会到，更不用说一些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的政策。作为律师，他对政治是比较关注的，同时也有一种现实理性的态度：关心政治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不可能不关注这个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肯定要关注，毕竟生活在这个圈子里。至于这个关注的结果，从对现状的影响看，可能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我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去关注，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起多大作用？也许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这种政治冷漠的实质是政治与中间阶层之间缺乏互动机制。政治互动包含相互影响的两个向度，一个是政治对个人的影响，一个是个人对政治的影响。个人缺乏政治参与，成为政治生活的“政治局外人”，导致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即使想主动关心政治生活，也没有可以利用的与政治进行互动的平台，挫伤了中间阶层对政治关注的热情。

    褚峰（08）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不让人乐观，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与中间阶层之间互动机制的缺失：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处长、局长，到区长、市长，一直在一个很单一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放眼管理的整个层面。比如现在中央对董建华要求“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政府管理的官员也应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代表，组成一个团体来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这种参与太少了。比如交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干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讲话就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根本没有大宏观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出去学习，但他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这种人才市场上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在相对开放、宽松的环境，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程度会有所提升，对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的评价也会进一步提高。

    第五，有些中间阶层认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能会发生更难以预料的事情，危害自己的生活、工作。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

    对社会问题涉猎广泛的记者严伟（16）在并不长的职业生涯中越来越现实和谨慎，甚至还有些消极。我在学校的时候（对社会、政治问题等）想得比较多。工作之后，才发现对中国的现实越不了解，就会想得越多；如果比较了解了，就开始明白：想那么多并没有什么意思。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让人很气愤的事情，觉着应该往深处挖，可以写出很有深度和力度的文章。可是编辑常常说这样那样的稿子不能上。时间长了，自己也就没有那么冲动了。很多社会问题只能打一些“擦边球”。能不能报，大家来揣测呗。编辑和记者都在揣测，有经验的老记者可能把握得更好一些。严伟（16）开始时是非常关注政治的。而且他的工作在开始时本身就和政治息息相关，所写的社会问题经常要涉及政治问题，所以更加关心时政。但现在反而将关注领域逐渐从时政、社会问题转向财经领域，其转变过程并非完全个人“兴趣”的转移，而是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得不“收敛”。“专业人士”尚且如此，普通中间阶层似乎更少了关心政治的理由。谈到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吴芳（30）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即使感觉愤慨，但不会具体做些什么：“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

    从关注到回避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严伟（16）身上。许刚（28）和施全（29）现在作为私营企业主，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自己的事业上，现在很少关心政治。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典型的“热血青年”。只是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之后，两个人的许多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施全（29）仍然对青春年少时候的热情记忆犹新，这种热情之后受到很大挫折，特别是大学毕业时工作分配受到不小影响。现实生活逐渐磨砺了他的生活，也磨平了他的性格棱角，开始淡漠对政治的关注。而且，他强调这种转变并不是坏事。但从他的语气里，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理想破灭的失落：我在上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中学在某某市一中读书，受我的老师影响比较大。当时的想法是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那时候还小，齐家谈不上，就想着治国平天下。（理想）比较大嘛。比较热血青年。我本身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年还是有比较大的转折。其实是对一个信念、想法的改变。（现在）我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的话，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是那次风波对我的影响。回避政治的态度体现在多数的访谈过程中。比如，作为律师，言语行动都非常谨慎的曹飞（09）在得知我的访谈可能会涉及政治话题时，一度想推却访谈，后来又坚持不用现场录音。在讨论一些话题时，他用词谨慎，明显是经过斟酌的。在谈到下岗工人的话题时，卫成（01）提醒我一定要抹去刚才的录音。对政治话题侃侃而谈、颇有见地的吕英（25）、尤军（23）、严伟（16）、陈明（17）、华林（21）、金宇（27）、褚峰（08）等都表示，他们虽然关注政治，但除了一些有相同志趣的朋友，平常基本不和别人交流。

    我们可以把这种受到抑制的政治冷漠看成“假性政治冷漠”，这种特征在许多中间阶层身上具有普遍性。中间阶层看待政治领域里的事务就像走廊里堆满了的高级玻璃制品，明白它的确实存在，也理解它对自己出行（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大家又都知道高级玻璃制品价格昂贵，是不能轻易碰的，容易破碎，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后果。于是躲在自己的房间中，假装或习惯于对它们视而不见。即使不得不出行，也会非常小心翼翼地穿越这些玻璃制品，“打擦边球”。所幸房间里仍然有可以回旋的空间，可以工作、挣钱、交友、娱乐等，不必非要穿过走廊，走廊里的那些玻璃制品也大致不妨碍生活的视线。

    即使前文中间阶层所列出的其他理由，也可以认为是“假性政治冷漠”的延伸。其实，从逻辑上讲，“工作繁忙”等理由与政治关注并不必然矛盾。

    尤军（23）强调，在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平常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不会表达出这些比较犀利的一面。这种状态，可以用一句话平实的话来总结：“上班做事，下班想事。”

    吕英（25）本来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对政治缺乏兴趣和敏感，因为一个契机开始关注政治，观点也变得激进。但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几乎没有在亲友面前体现出来。在访谈中，她有了侃侃而谈的机会，而且听得出来她的一些看法很有见地。她的表现让一同访谈的何京（24）惊讶不已。

    也许这种“假性政治冷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传染”性。褚峰（08）平时工作很忙，工作之余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应酬，但这些并没有使他放弃对政治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褚峰（08）很少有和别人谈起社会与政治等问题，因为他感觉同学、同事和朋友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都在关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果向他们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等，他们会认为这些想法很“stupid”（愚蠢）。也许，别人和他的想法一样，认为他是政治冷漠，所以避而不谈。

    中间阶层的对社会的评价在现实政治秩序中并没有充分的表达渠道，但可以诉诸于虚拟媒体，网络中的“愤青”主要来自中间阶层。虚拟媒体论坛在社会生活中的爆炸性扩张，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培育着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这些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各阶层中最积极而不稳定的力量，中间阶层在现实政治中的冷漠只是特定社会转型阶段所表现出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显现出孕育着强烈政治参与热情的另一面。一旦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各种已经存在的被压抑的期望张力就会借势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