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不仅对于这种利益的分歧有深切感受，而且在感情上对资源利益来源不同的其他利益群体有抵触倾向。卫成（01）对此的反应很激烈，话很直白:我对那些私营老板正面评价大于负面评价。对那些贪污的政府人员，还有那些医生、律师，恨他们，不喜欢他们。医生收黑钱太厉害了，我亲身经历过……（作者注：讲了一些例子，此处略去）。我比较恨这部分人。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很有社会责任感，钱也是自己辛苦挣的。在浙江某地有个老板，当地的小学、路什么的，都是他修的，还绿化荒山。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知道中国人力成本比较低，不必要先进的机器和技术，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个好事情。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我知道上海有个汽车配套工厂，是私营企业，带来了大量就业，他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算当地的中产吧。很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也带出了大量高收入的干部，他们就是靠吃企业富起来的。有些靠黑钱富起来的政府人员不可能对社会做贡献的。我希望有些国企私有化得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大多都流向了这些国企，可是这些钱都让国企中层以上干部吃肥了，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的温床。也许卫成（01）所使用的“恨”这个字眼有些偏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讨厌”、“不喜欢”的意思。但他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信息，即认为在市场中凭竞争和才干得到利益的人是合理的，而对于那些靠体制和权力得到利益的人是不认同的。

    这种感情的抵触不光体现在抽象的评价上，还体现在依赖市场机制的中间阶层在与依赖体制的中间阶层打交道的亲身体验上。秦云（05）的丈夫朱海（05）——外企经理——更是从社会冲突的高度来表达了对中间阶层其他部分的不满：我觉着和其他中间阶层有冲突。比如医生和老师，他们看病、教育乱收费。他们在垄断着一些资源，无理地剥夺其他人。他们没有专心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当然，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把我放在那个位置，我也会那样。这个制度就是这样，而不是这个阶层（作者注：指医生群体和教师等群体这些资源垄断的中间阶层群体）的人就怎么样。不仅体制外的企业白领对体制内的群体有抵触。甚至，某种程度与体制结合紧密的“事业人”对于更加依赖体制的公务员也有不少怨言。科研院科研项目负责人钱民（13）有些亲身经历，对“公事公办”里的推诿有些不满：这些人（公务员）的素质在这里摆着。他们说的话很漂亮，但办事就是卡你。我们办证（结婚证）就那样，她说不给你办，理由很多。她给你讲政策。但是如果她松一下，认识你，也就给你办了。比如我有一个户口问题，我们在公安局认识的一个人就这么给我说的：能不能给你办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到派出所他肯定不给你办。派出所会说“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也没有办法。但如果有关系就可以办，这些东西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钱民（13）的妻子孙敏（14）对这种“官场规则”也很熟悉，接过话说：他们说，把官做“精”了的人，既可以把一个道理正过来说，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就像辩证法一样，事情成立、不成立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它是正的，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是反的。我们和一个做公务员的同学聊天，他能把本来没有道理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让你无话可说。这些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利益冲突。更准确地讲，是市场与体制的利益冲突。中学教师华林（21）在办户口迁移的时候对一些政府部门有些不满，对部门分割和部门利益有切肤之痛：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