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在资源获取上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尊重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两者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式的竞争，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①总体上，资源流向依靠体制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群体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比如，北京的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占有了大量房产，并且占用了市区中价值最高的地段。“城市新地主”、机关公务员和“事业人”凭借体制优势，无偿、或低价格获得了这些房产资源，就使得流通到市场上的房产资源减少，并拉动了商品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中间阶层群体，如企业白领、自营者要购买商品房产，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段，或者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价格获取市区核心地段的房产。

    ②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垄断着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权力，或者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不利地位。比如，隐性收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特色，其相对于显性收入的比例令人咋舌。有位经济学学者从官方统计数字中发现，城市人口的收入在总量上超出了“工资总额”的一倍半，而所超出部分只能归为隐性或灰色收入。转引自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这些隐性收入有些直接来自部分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索取。另外，隐性收入大多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企业白领却几乎要缴纳全额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比较透明的工资薪酬，从而形成社会资源二次分配来源上的不平等。

    ③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比如，许多事业单位集体或个人不仅在参与市场分配的时候依然享受体制内的资源，他们还利用体制内的垄断或优势显性或隐性地介入市场，与市场主体进行利益的竞争和争夺。

    从市场经济转型的立场来看，体制分配是对市场分配的干扰和扭曲。总体趋势上，市场的力量在完善和壮大，而体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质疑和约束。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体制因素所发挥的资源分配作用难以萎缩，更不会轻易退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