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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2/2)

路,可能就是以思辨研究为主的研究途径。思辨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各自具有自己的优势,但纯粹的思辨和纯粹的描述,却都不是最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思辨性研究常被指责为一种空对空、以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构建知识的方法,并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而纯粹描述性的实证研究,常被指责为浮浅,忽略了重要的制度因素。所以,根据具体课题与现实情况,寻求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与平衡,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对现实的关注是作者所推崇的研究思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自于现实社会的风起云涌。所以,本研究选择了以实证研究为主,并结合一些思辨性论述。

    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中国当前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期,无论从问题的提出,还是从材料来源、理论检验上看,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利用它。其中,新问题的提出,新一手材料的收集,是最迫切的工作,这些是新理论的基础,否则研究就成了无米(问题和材料)之炊(理论)。在新领域中,每个新问题的提出,每批新材料的积累,都是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实实在在的贡献、真正的耕耘。所以,本研究选择了收集一手材料,即使不能提出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创新观点,还可以寄希望于所搜集的材料和提出的问题能够被其他学者的研究加以利用、批评。

    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在开始设计研究方法的时候,和通常的思路一样,首先考虑的是使用定量方法(特别是问卷调查方法)来取得一手资料并进行分析。但随着思考的深入和尝试调查,发现定性研究方法对本研究课题更加适合。

    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建立在厚实的现有文献资料、清晰的概念基础上,从中抽象出理论假设或框架,然后根据所取得的新数据体系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修正,从而形成新的理论。然而,当前所能提供的这些条件并不充分。中间阶层研究至今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新兴领域,关于中间阶层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甚至连中间阶层是否存在还是一个正在讨论的问题。中间阶层的概念并没有在民众中深入人心,许多人对自身的阶层定位并不清晰。中国到底有多大数量的中间阶层,是媒体和学者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关于中间阶层群体数量的说法相差巨大,统计方法也五花八门。甚至有些人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能凭空“猜”出中间阶层在中国有多少人、以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发展。如果说民众和媒体的混乱和盲目尚且可以接受,那么学者们对中间阶层缺乏洞见的臆断就显得让人失望。因此,在缺乏厚实的研究背景的情况下,贸然采用定量研究,犹如空中画饼。即使设计出一个理论框架,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可能会发现与现实想去甚远,难以回头对理论框架进行修正从而再次收集新的资料,或者陷入为证明而证明的尴尬境地。

    而定性研究在对一个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重在提出问题,做出启示性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论断。它所取得的每一点成果,都是在本领域研究中迈出的坚实一步,为将来的进一步探索——包括在此基础之上的定量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积累。

    定性研究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承认自己的立场性,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个案开始,从个案出发,用数据说话,解释个案材料的内在逻辑。研究者把自己沉浸到丰富的材料中,从当事人的话语、立场寻找出当时人到底想说什么,看他是怎么说的,追究出他所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思路。根据这些关键话语找出主题思想,归纳出主题。定性研究通常意味着三个概念:①建构的研究认识论(即基于认识知识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或自然主义范式的方法);②具体的研究战略,如研究设计是针对解释和揭示事物、现象和事件,而不是总结出可运用于更大范围的因果关系;③具体的、不需要涉及数字的技术,如访谈、观察和实物分析。Gabrielian, Vatc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 overview”,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rche Dekker, Inc New York, 1999.定性研究有时也被称为质性研究,它们都来自同一个英文词“qualitative research”,是相对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而言的。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各自的特点:①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上,定量研究把被研究者放到被动的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研究样本;定性研究则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看成互为主体的关系,被研究者也在研究过程中被更新、唤醒。②在应用环境和规模上,定量的方法可以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政策预测,将复杂流动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数量化、固定化;定性研究则可以在自然环境下对微观层面进行细致、深入、动态的描述和分析。③面对不同的研究课题时,定量研究可以对比较熟悉的社会现象进行量化,达到更加准确的理解,而定性研究可以对研究者并不熟悉的新现象进行初步探索,提出问题,得出可供继续探讨和验证的结论。④在研究起点上,定量研究在课题设计时,事先构建理论假设或框架,并在取得研究材料和分析的过程中去证实、补充;定性研究强调“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者同时作为一名“学习者”,从经验资料中构建理论,而不是从经验材料中搜寻对预先理论假设的支持。

    相对于“空对空”式的研究,定量分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可以说,定量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现状来说,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但在我们重视计量政治学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对定量研究的盲目崇拜,比如对问卷调查的过分偏好和对数据的迷信。定量研究在问题的深入与确证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定性研究在新兴领域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事实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并行的两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互为补充。它们相当于方法论维度上的两端,一端是严格控制的在实验室条件下的量化研究,一端是在自然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所从事的体验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选择适当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交互融合,或者在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最受诟病的是这种研究方式是否有足够的推广度,或者说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通过对样本的研究找到一种可以推广的普遍规律,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现其本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越是深入到本质层面,就越有可能对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和事起到一种对照的作用。这种对照在定性研究中被称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或者“通过理论而达到推广”。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从研究结果中提升出来的理论,对同类具体事物具有一定的解释和论证力。此外,定性研究虽不能使用定量意义上的“外部推广度”(external generalization),却可以测查研究结果的“内部推广度”(internal generalization)。后者指的是将在样本中获得的结果推广到样本所包含的时空范围。而且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将此时此地收集到的信息推广到研究对象所描述的彼时彼地或另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