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驻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表1.1470年—1660年兵力的增长

    这个简短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费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联合省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面对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的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清楚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和威尼斯或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一场血腥的、长期的内战。1560年以后的法兰西不仅谈不上是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强国，而且有可能变为欧洲的新斗鸡场，说不定会像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按照宗教边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只有在纳瓦雷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成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后，他的对内妥协、对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况得以好转。他在1598年与马德里签订的和约非常有利于法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那是一个被内战、盗匪、昂贵的物价、毫无规律的贸易和农业严重削弱的国家，加上其支离破碎的财务制度。1596年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 100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1 600万，是西班牙的2倍，英格兰的4倍。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兰、北意大利和伦敦地区，但它的农业是多样的、健康的，通常总有剩余食品。法兰西潜在的财富在17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萨利管理经济和国家财政，萨利除了出卖世袭官爵并向其征税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财务手段；他只是对税收机构进行全面整顿，清除了数千名非法的自称免税的人，恢复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息。1600年以后的几年之内，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先是萨利，后来则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想出各种办法支持工业和农业：降低人头税、造桥、修路、开凿运河，以利物资的运输；鼓励纺织工业，建立王室工厂，去生产奢侈品替代进口货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但比起费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却是出色之举。

    很难说，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杀，这些恢复工作是否还会继续。很明显，这个“新君主国”没有一个能在没有适当的领导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从亨利四世之死到17世纪30年代黎塞留巩固王权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胡格诺教徒的不满以及贵族的阴谋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能力。而且，当法国终于公开加入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它并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健康的国家，而是一个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国家。贵族的阴谋活动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期间达到**；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以及胡格诺教徒的起义，加上地方官僚对议事进行的阻碍，全都妨害政府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化，农业减产，以及那个时期似乎扰乱欧洲许多地方的发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响了它的经济，使之难以支撑一场大的战争。

    因此，从1635年之后，法国的税收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减的人头税增长到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643年时，年收益已经加倍。即使这样仍不足以弥补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直接的军事负担是支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另有给盟国的津贴。1643年是法国在罗克鲁瓦对西班牙战争的大胜之年，政府的开支几乎是收入的两倍，黎塞留的继承人马扎林陷入绝境，只好加紧出售政府官爵，更加严格控制人头税，而这两项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拒绝纳税开始，反对马扎林的新财政措施并非偶然。这类动乱迅速导致政府失去信用和无可奈何地宣布破产。

    结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起义、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诚然，在东居昂和蒂雷纳这样的将领和勒·泰利埃这样的军事改革家指导下，法**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军由于陆战的需要，很快解体。而这个国家仍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人的好运到来，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冲突，终于使天平转向不利于倒霉的西班牙。此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象征着法兰西的伟大，不如说象征着它那过分扩张的南方邻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此时只是在凭借极其顽强的精神而进行战斗了。

    换句话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长处。这点适用于处在西边和北边的“侧翼”国——英国和瑞典，它们的干涉在几个关键时刻有助于打击哈布斯堡的野心。在这140年里，比方说，英国站在那里保持中立，装备好以待大陆上的冲突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的。玫瑰战争以后英国元气恢复的关键在于，亨利七世着力于国内稳定和紧缩财政开支，至少是在1492年与法国达成和议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减自己的开销，还清债务，鼓励羊毛贸易和渔业，普遍地鼓励商业，为这个饱受内战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农业的自然高产，与低地国家进行的繁荣的布匹贸易，扩大利用富饶的沿海渔场，热闹不凡的沿海贸易都起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这位国王收复王室土地，接管原属于反叛者和王位竞争者的财产，与贸易繁荣带来的关税收入，以及星法院［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财政稳定并不就等于拥有权力。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众多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万—400万居民并不算多。这个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尽管在都铎世纪里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在军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一旦亨利七世坐稳王位，他就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禁止大权贵的私人军队（除少数例外）；正当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时期，英国除了“国王卫队”和某些守备部队以外，没有正规的常备军。结果，都铎王朝初期的武装力量仍沿用传统武器（大弓、长柄矛）装备，用传统方式征集（郡民兵、志愿“联队”等等）。然而，这种落后状况并不能阻止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对苏格兰人发动战争，或妨碍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对法国进行干涉，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意志雇佣大量“现代”军队——枪兵、火绳钩枪兵和重骑兵。

    虽说这两次早期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国入侵没有以军事惨剧告终，虽说他们真的经常迫使法国君主收买这些捣乱的英国进攻者，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造成灾难性的财政后果。1513年在内阁财政部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有63.2万英镑用来支付士兵薪饷、军需、战船和其他军事费用。［4］亨利七世积累的库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后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首相沃尔西因采取强迫借债、“王税”以及其他武断方式筹款而引起普遍不满。只是16世纪30年代托玛斯·克伦威尔夺取教会地产才使财政情况缓和；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规模军事防卫项目的建设成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皇家海军新造的大军舰、对爱尔兰起义的镇压等。但是，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213.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这就迫使国王的大臣们采用最不择手段的权宜之计：低价出售宗教财产，捏造罪名没收贵族产业，一再强行借债，货币大贬值，最后是求助于富杰尔斯和其他外国银行家。1550年同法国和解也就成了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这一切都表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在边境地区和爱尔兰差得多，并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于亨利八世的兴趣，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后的危险年代，当反宗教改革达到高峰，西班牙军队活跃在尼德兰时，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任务。因为伊丽莎白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欧洲“超级大国”的对手，她想办法通过外交保持英国的独立，甚至当英西关系恶化时，她将对付费利普二世的“冷战”施行于海上，这样做至少是便宜的，偶尔还可得利。虽然需要为保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翼提供款项，在16世纪70年代需要支援荷兰起义者，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还是在她执政的前25年成功地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这笔款项的积累恰逢时机，当1585年决定派遣一支由莱斯特指挥的远征军去尼德兰时，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一笔“战争基金”。

    1585年以后与西班牙的冲突，给伊丽莎白政府加上战略和财政的双重负担。海军领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虑英国应采取的最佳战略时，敦促女王采用拦截西班牙的白银贸易的政策，进攻敌人的沿海和殖民地。总之，就是利用海上优势打一场实惠的战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诱人的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但是还需要将部队送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军队作战的部队。采用这个战略并非出于热爱荷兰反抗者或者法国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丽莎白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欧洲“均势”至关重要，必要的话就进行实际干涉；这种“对大陆的义务”持续到17世纪初，至少是以个人的形式，因为当远征部队在1594年并入联合省的军队时，很多英国部队留了下来。

    英国一方面在陆地上阻碍费利普二世的计划，一方面在海上干扰他的帝国，这种双重作用为维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支持8 000人在海外作战是个很大的压力。1586年送往尼德兰的经费总数超过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每年相当于当年总支出的一半；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那年，给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15万英镑。结果，伊丽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相当于初期的二三倍。在下一个十年里，王室每年耗费35万英镑以上，女王统治的最后4年里，爱尔兰战争将每年平均支出提到50万英镑以上。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来源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但还是无济于事，只得一再召集下议院开会，请求额外拨款。总共200万英镑左右的款子终于批拨出来，英国政府既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拒付军队的薪饷，足以证明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们的技巧与谨慎。战争年代考验了这整个制度，给第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留下债务，使他和他的继承者处于依赖一个不信任的下议院和一个提心吊胆的伦敦金融市场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探讨王室和议会之间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个冲突在1603年以后的40年里居英国政治的统治地位，而财政又是冲突中心。英**队在17世纪20年代对欧洲大战的不适当的、偶尔的干涉虽然花钱不少，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却影响甚微。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财富都增长了，但没有国内的和谐，上述条件都不能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实际上，关于“船款”税这类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争吵，很快导致了王室同议会的一场内战，必将削弱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政治的作用。当英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挑战（1652—1654年），这里不管交战者的目标何在，对整个欧洲均势的作用不大。

    克伦威尔的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一届政府更为成功地扮演了大国角色，从内战中产生的新军，终于消除了英**队和它的欧洲伙伴之间存在的传统差距。按照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方式建立的、以现代方法组织和训练出来的英**队，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纪律严明，（一般）按期领饷，能够对欧洲的均势发生作用，这已为1658年在迪讷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所证实。不仅如此，共和国的海军在那个时代更为先进。下议院宠爱它，因为它在内战中一般是宣布反对查理一世的。舰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更新，规模扩大一倍多，从39艘战舰（1649年）增到80艘（1651年），工资和条件改善了，船坞和后勤支援改进了，所有这些款项都由一个深信利益和权力是同步的下议院按期投票批准。这也正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