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大炮已变得不那么容易爆炸，对船员已不那么危险，它们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假如使用威力较大的火药，后坐力就会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会被反作用力弹回甲板，而且这种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别是在炮台上）装的炮很多，足可使船失去平衡。这时，欧洲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它们使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内海航行的窄条划桨单层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国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见绌。它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更大的舷炮开火，而使船保持稳定，当然事故还是不时发生；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把这种武器安置在船舰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时，这种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在威力就变得很强大。相形之下，轻便小船受到双重劣势的不利影响，携带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弹的损伤。
有必要强调“潜在威力”一词，因为带炮远洋帆船的演进是一种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建造过许多混合型的舰船，有些装有多根桅杆、多门大炮和多排的桨。16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能见到单层平底大帆船型的船只，此外，有大量证据说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继续使用这种船。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船航速较快，在近海操作比较灵便，因而比较容易用来与沿海陆地运输相衔接，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船要优于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远海航行的船。
同样，我们不能设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绕过好望角就立即开始了没有争议的西方制海权时代。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1500年以后300年或400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300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实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渗入红海，也不能频繁涉足中国，只是偶尔到过那里；而在16世纪末期，他们的一些东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设想非欧洲的强国一见到西方的扩张主义就像一沓纸牌一样倒塌了，那也是错误的。墨西哥、秘鲁和新世界其他不太发达的社会在西班牙探险家登陆时，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既然中国政府曾自动地忽视海上贸易，如果商业落入蛮人之手，它不会真正关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厦门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没有搅扰北京的平静，虽然这个商站对地方丝商和纵容它的行政官员们必定有利可图。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当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去日本抗议其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团员都被杀害；里斯本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最后，奥斯曼的海军实力坚守着东地中海，而奥斯曼的陆军实力仍然对中欧构成重大威胁。实际上，在16世纪，“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丢失匈牙利比在东方建立工厂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对维也纳的威胁要比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的挑衅重要得多；只有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政府像它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可以忽视这一事实”。
无疑，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葡萄牙人同他们的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的头几次重大冲突，就使这一点清楚无疑。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战舰如何冲杀和摧毁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为自己开辟道路。无疑，他们在回忆中有所夸大，但读这些航海日志和报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种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袭击了它们不幸的敌人。葡萄牙船员遵循新的战术，即“他们决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战斗”，他们在海上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在陆上，如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偶尔战败）所表明的，情况全然不同。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决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残忍，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虽然葡萄牙人从未能垄断印度的香料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到威尼斯），但他们也操纵了这种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从他们争夺帝国的早期领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处。
当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广大陆上帝国内获利的证据更多。西班牙远征军从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发，向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在几十年内，这块领地从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扩展到北部的里奥格兰德。西班牙大帆船沿着西海岸定期往返，与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船相衔接，后者载来中国丝绸以交换秘鲁的白银。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明确表示要在那里待下去。征服者通过开发这些领土上的自然资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劳动力，把源源不断的糖、胭脂红、皮革和其他商品运送回国。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矿中的白银运送回国，该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银矿。这一切导致“跨越大西洋贸易的飞速增长，其贸易额在1510年和1550年之间增长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间又增长了2倍”。
因此，所有迹象表明，这个帝国主义企图永远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的行动与郑和的短暂访问不同，他们象征着承担改变该大陆政治和经济平衡的使命。他们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所作的正是这件事。回顾历史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欧洲扩张”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仅简单提到。没有对个人作用方面进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励；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天才；商人的进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远航，沿途经受浩瀚大海、恶劣气候、荒凉地形和残暴敌人可能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绝对勇气。由于个人得失、国家荣誉、宗教狂热，或许还有冒险意识等各种动机的结合，人们甘冒一切风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确冒了风险。对于欧洲征服者强加给他们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牺牲者的可怕残忍，一般很少叙及。如果说这些特点很少提及的话，是因为那时的许多社会都把这样一些个人和集团推上前台：他们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风险并愿做任何事情。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可以用来实现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们来自笼罩着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的好处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已经存在的机制。虽然重点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不管这些贵重物品多么重要，也不能忽视欧洲海员横跨大西洋以后大量涌进欧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价值。进入纽芬兰渔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样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到来。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大陆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们无需过早谈论后来19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佣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如果在这一个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支付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是额外的收获，这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毕竟还有别的国家想取而代之。
最后，这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更发展到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简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国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在1560年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然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以及把新的精神变成真诚信仰的前景，还可能有什么相反的论据提出来反对进行这种冒险呢?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比较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改进了的制图学、航海图、望远镜、气压计、海面高度仪和装有平衡架的罗盘等新仪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旅行成为风险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也是对植物学和农业科学的一种促进。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取得迅速进展，深层采矿技术取得同样进展。天文、医学、物理和工程学也得益于日益加快的经济步伐和科学价值的提高。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性头脑进行着更多的观察、更多的实验；而印刷业除了印制本国语的圣经和政治论文外，还传播着这些发现。这种知识爆炸的积累性作用，支撑着欧洲技术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增强。甚至强有力的奥斯曼人，至少是他们前线的战士和海员在16世纪末以前都感受到这方面的某种影响。对其他活力更差的社会来说，其影响就更为严重。不管亚洲某些国家是否起飞进入自发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它们会完全不受干扰这一点似乎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占据了世界强权阶梯的顶上几级以后，其他社会是极难再攀登并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向上攀登阶梯不仅需要获取欧洲的装备甚至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使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那些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有一种市场经济，即便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经常受到威慑、阻挠和掠夺。这同样意味着要有一种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每个中心都应尽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免出现一种强加的东方式**制度的集权化前景，而创造出进步的刺激竞争的一切可能前景，尽管会有骚动，偶尔伴有残忍。推而广之，这种削弱经济和政治的僵化会意味着同样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探索、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信仰改进的可能性，是关心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一种蔑视达官贵人的信条、宗教教条和传统民俗的理性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牵扯许多积极因素，而是阻碍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化障碍的减少。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被其他文化所羁绊。
虽然不可能对此加以证明，人们会猜想，根据它固有的某种内部逻辑，这种种一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面考查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它们却似乎仍停滞不前。
【注】
［1］指穆罕默德。——译者
［2］休达，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的一个港口，属西班牙。——审校者注
［3］ 在16世纪9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有所恢复的中国沿海舰队曾协助高丽人抵御了日本人两次入侵的尝试。但即使明朝海军的这部分残余力量随后也衰落了。
［4］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国哈斯丁斯登陆，后自立为英国国王。
［5］马修·加尔布雷斯·培里（1794—1858），美国海军准将，1853年率舰队到达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舰队到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
［6］普雷斯特·约翰，传说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国王和牧师，据说曾统治远东或非洲的某一王国。——审校者注
［7］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审校者注
尽管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仍有可能有一个国家凭借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之中，谁能积累足够的资源，超过和控制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一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联合体，是由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所统治的王国、公国及省份组成的。本章的中心内容为：叙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1］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像要出现欧洲之王。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错综复杂的程度和性质上均不同于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此前100年内所发生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而在16世纪开始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掩盖和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