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国的悲剧”，主要不是说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霸权国家”最终都会失去霸权（美国是否也会如此尚待观察），而是说所有向世界领导国挑战的新兴大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所谓“大国的喜剧”，是指作为先前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和主要伙伴，则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中国作为21世纪的新兴大国，应当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基辛格提出两个国际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个是稳定性体系，第二个是革命性体系。基辛格说，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5］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当世界革命的狂热鼓吹者托洛茨基担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由于苏俄国家自身尚未巩固，当时并不真正具有在国际体系中掀起一场革命的实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意识形态之上的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导者后，却和希特勒联手充当了凡尔赛体制的颠覆者。
在20世纪，德国、日本、苏联是既有世界秩序的三个主要挑战者，也是失败者。
德国与美国不同，当它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抢殖民地；依靠强大陆军打破欧洲均势，建立说一不二、不容英国插手的独霸地位。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前期还有俄国）的联合力量打败后，德国的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和民众普遍不能接受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最终导致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再次成为挑战世界秩序的失败者。
两次大战间的世界秩序可以称作“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德国主要挑战其中的凡尔赛体系，日本则是挑战其中的华盛顿体系。日本明治维新后，首先要挑战的是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华秩序”。它通过甲午之战打败了清帝国，为建立自己的区域性霸权排除了首要的障碍。但是西方列强不允许它在中国取得独占地位，先是“三国干涉还辽”，即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于1895年4月23日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劝告”日本放弃它根据《马关条约》所得到的辽东半岛，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条件是向中国增索赔款三千万两。然后就是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会议的两个主要文件都是针对日本的，“九国公约”（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行政自主与门户开放，不允许日本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五国海军条约”规定英、美、日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把日本钉死在二等海军强国的位置。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在英美双头领导格局中是属于美国的管辖范围，日本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当时的口号是“打倒白种人的霸权”，建立“东亚新秩序”——所以当美国动真格的，以石油禁运惩罚日本侵华时，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此前，日本在西方列强不干预的情况下打败了清帝国，在缔结“日英同盟”的情况下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又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而这一次它联合其他挑战者（德国、意大利），颠覆既定的世界秩序，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把前面几次战争的战利品（台湾、朝鲜、旅顺、南满铁路、太平洋岛屿）也统统赔了出来。
斯坦利·霍夫曼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认为，在二战后的全球范围内，有三个秩序结构：（一）审时度势的秩序，这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的博弈规则；（二）联合国；（三）经济秩序，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6］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雅尔塔体制、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和布雷顿森林体制。雅尔塔体制是军事实力的直接反映，苏联只是在这个范围内取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联合国范围内，苏联早期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只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少数几个伙伴。在经济领域中，美元是硬通货，在苏联阵营中同样是香饽饽，而卢布是软通货，只能作为经互惠国家的结算货币。因此严格地说，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并非“双头领导格局”，而只是核毁灭前景下并不对称的恐怖平衡；苏联也不具有世界领导国的心态，而是继续扮演其挑战者、革命者的角色。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提供当前所需的大炮和黄油这个积极的目的，还是对于防止相对经济下降以免损害人民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这个消极目的都是不可少的。如果在防务、消费和投资这三个领域相互竞争的需求中没有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7］他实际上已经预言了苏联的最后失败——不能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