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到校理事，代校长为许崇清。教师有音乐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西医内科专家叶少芙、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中山大学于1940年秋由云南澄江迁回广东坪石。
同济大学前身是德国医生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后经本国人接办改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成为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多学科大学。抗战八年中6次迁校，辗转于沪、浙、赣、湘、粤、桂、滇等省市。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战事发生后也多次搬迁。1937年11月底，该校迁至钱江以南的诸暨，不久杭州沦陷，学校被迫改迁江西贵溪县。1938年迁至湖南沅陵，与南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长沙大火后，湘域形势吃紧，学校迁至昆明。1939年夏，又迁至滇池东岸安江村，借村中5座祠堂、庙宇为校舍。1940年秋，战局发展一度危及昆明，学校又迁至四川璧山县。1942年夏，又迁至重庆沙坪坝。自1937年11月至1946年秋，学校辗转浙、赣、湘、黔、滇、川6省，行程6000公里，历时9年。
这一时期迁滇的高等院校还有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等校。
战时迁入湖南的院校有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北平民国学院。
（2）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
抗日战争期间，由外地先后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等学校的44％。1937年至1939年，有31所高校（少数为分校）迁川。这些学校入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条由汉口溯长江而上，经宜昌，入夔门，过万县，再到重庆。水路入川较为近便，但船少客多，甚为艰难。第二条路从湖北过安康，入汉水，走汉中，取道川北。第三条路多为八一三事变后从上海来的，他们到汉口后溯湘江而南入湖南、广西，从桂林经贵州入川。宋大鲁、程世平：《抗战时期迁川学校与四川文教事业》，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53页。
中央大学是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该校前身为两江师范学堂，建于1920年。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及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使学校逐步发展为具有7个学院和37个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八·一三事变后，罗家伦函电催促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8月15日，罗家伦召集在校生于四牌楼大礼堂，他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个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全部失地为止。”刘敬坤：《抗战中的中央大学》，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教育卷），1995年版，第9页。
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时，学校总务处就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淞沪战事爆发不久，罗家伦就派请教育学院教授王书林、法学院长马洗繁、经济系主任吴干等分赴鄂湘川各处选择地址，综合各项报告考察结果以重庆大学地点为合宜。9月，罗家伦呈文教育部建议中央大学迁校疏散：
“自被空袭以来，家伦未当一日离校，以身殉职，理所当然。但考察客观事实及为国家保全文化与维持教育事业之有效的继续进行计，似不能不作迁移打算。其简单理由为：
（一）不必将三千以上教职员学生置于易受及常受轰炸之地。
（二）不必将价值四五百万之图书、仪器置于同样之境地。
（三）为教育效率计，应置文化训练机关于较安全地点方能督促其加紧工作。”
罗家伦对选择迁移地点和必须注重的各项作了安排。在淞沪中日大战犹酣之时，提出搬迁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有动摇人心之嫌，因此，需要胆识和勇气。为表明心迹，他表示“至于家伦个人，拟于一切迁移手续办完，如期开学后即将校务委托妥人暂代，请求允许赴淞沪前方军中待命，以免学校安全与个人安全混为一谈，转增良心上之不安”，最后，他呼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树立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甚愿钧部加以采纳施行此种打算”。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呈教育部该校被炸情形及建议迁校疏散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结果，重庆大学理工学院建筑和学生宿舍借与中央大学，可容学生600余人；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因重庆大学无相同院系及教学设备，特商借成都华西大学开课；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因原有教师外籍居多，不能随同入川，加之各项设备无法搬动，决暂停办一年，所有该组新旧各生准其转学或借读于国立音乐学院以及立案之公私立大学音乐系；专任教授讲师因罗致匪易，除因事实困难不能赴蜀自动请辞者外，一律请其同往兼任教授讲师，因其事实上无法兼顾一律解聘，助教及职员均经大事裁减，计裁去助教59人、职员83人；图书、仪器凡可装运者均尽量装箱启运入川，计共1900余箱，10月初已有1700箱运存汉口。
1937年10月上旬，学校教职工开始迁徙。学校决定，学生和教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最后一批学生于11月中旬到达重庆。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1941年8月，罗家伦调任他职，顾孟余继任，后蒋介石、顾毓琇出任过该校校长。1945年8月，吴有训任校长。1945年12月，该校全部搬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