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三个，由于恋爱而中途退学。有的作了太太，有的堕落，有的婚后受气，过着贫困的生活。小说并没有多少故事，主要是以对话传达着一切。黄昭芳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对社会，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女人，真也难怪被人轻视，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的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什么恋爱，反正最后不外乎是结婚，可是结了婚，女人便算完了。"她一语道破的，正是"五四"运动后，所谓妇女解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妇女不能就业，没有经济上的真正解放，必然沦为男人的附属品，虽是一生奋斗，争得自由恋爱、结婚（就知识界而言，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妇女能如愿以偿的），但结果，除了生男育女，还有更悲惨的结局。抱着独身主义的黄昭芳就要毕业了，焦急地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她和李琳姗都怀念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中学时代。那时，"虽然也说不出希望是什么"，但"总有个空想的梦"，觉得将来是希望无穷的；"现在呢？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现在简直是什么希望也没有，只剩下谋生活的念头"。这便是她们，也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真实写照，是现实给一代人心上烙下的印记。当她们谈到加入革命党的萧英时，黄昭芳低声而严肃地说："你说萧英信的主义，到底怎么样？实在说，我真是莫名其妙。"李琳姗说："我觉得无论谁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们想不出另外还有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了。"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她们都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深，善于苟安，混日子。在李琳栅旅行的归程中，沉闷代替了来时的快乐，同学们各种各样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结局，都不时地在她心头闪现，她伤感地预感到自己也将是她们不幸中的一员。"她们走上的路，现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并且即使不情愿，迟早也非走上去不可。"虽然李琳姗已经现实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她却景仰起有着自己信仰的萧英来。

    这篇小说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有深刻的认识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姗，最后对革命党员萧英的崇敬之情，这个结尾使主人公最终呈现出光彩，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张顺的犯罪》是写一个出身贫苦、没有自由、过着冷酷劳苦的军营生活的三等兵张顺犯罪的经过。他是独子，为了逃出没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饥饿和压迫的乡下，背着父母当了兵。对此，父母没有责备他，希望他寄钱，救济家庭。生活无望的父亲，投奔儿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饭吃。"连一块钱的整数都凑不足"的张顺，请假进城看父亲，但父亲偏偏跟拉车的表叔练腿认路去了。张顺被繁华大街的景色所诱惑，不仅忘了归队盯时间，也忘了一切烦恼。他是请假出来的，想到如山的军法，"身心都战栗了"，回去的勇气一扫而光，眼前是无际的黑暗。绝望中他产生了逃的决心。但他需要钱，可是善良的张顺既不敢明抢，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怜他，慷慨施舍他。这个念头经过三思之后，他终于决心扮演一个被劫的角色。他八个铜子买了一把修脚刀，然后走向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剥了下来，这时刺骨的凛寒，已经使他招架不住而战栗了，可是那英雄般的决心，是毫未动摇的。"他用修脚刀疯狂地向自己的头颈和手背等地方胡乱划去，计划完成之后，凯旋似的奔向大街，边跑边喊："捉强盗呀！捉强盗呀！"他被人群围起，尽管流着泪叙述其遭难，但没有人施舍他，希望破灭了。最后，在署长的反复桔问下，张惶失措的张顺，只得照实招来，终被从严法办。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悲剧。读后，人们并不想笑，而是想哭。张顺不忍农村的悲苦和压迫当了兵，父亲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城市谋生。张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现实压迫的结果。

    以上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的。每篇结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写得山穷水尽，也毫不发挥，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读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读者可以自得结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说，是描写下层普通人物命运的作品，这在沉樱的创作中，就篇幅而言，不占主导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难得的，在沉樱的创作思想上，却占着重要地位。

    尽管沉樱一再对我说，她的小说创作不多，内容不新颖；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毕竟是在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毕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感受、砚察、希望、追求以及爱憎，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人物毕竟带着历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樱的说法，把那些小说看成"历史资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关于她的早期小说，虽不是她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历史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作品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

    五

    不知为什么，1931年初，沉樱和马彦样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认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他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上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使沉樱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她到过日本，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文学。在那里，她游历了不少地方，写下了《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翌年回国，与梁宗岱在天津结婚。梁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她闲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战八年，她蛰居重庆，先在北碚，后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赵清阁亲密为邻。这时期，她在乡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书少，就反复读，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先是以读为乐，后来试着翻译，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那时她写作极少。但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却是被赵清阁逼出来的。

    抗战的胜利，使她感到一种民族感情的解放。她兴高采烈地到了古都开封。1946年，在上海的赵清阁介绍她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之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国文，还在图书馆工作（在那里，她看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直到离开大陆。

    这十年来，对沉樱来说，像一块不毛之地，创作上几乎没有收获。但她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除了家务，她的生命浸透了书本。

    她是在抗战中带着孩子离开梁宗岱的。沉樱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六

    沉樱，终随母亲、弟弟，并儿女到了台湾，好像人生的一个长梦，真真切切……

    她住在苗栗县头份镇，淡泊的生活中，开始了对故乡的刻骨怀念，耳畔响着杜鹃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呼唤。在大成中学，整整七年，以教书为生，以翻译为乐，走着人生的路。为了儿女读书，她移居台北，在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一晃又是十年。1967年，她六十岁，退休在家，微笑着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对沉樱来说，大小创造和劳作都是幸福。她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实际上，她是在创造。她又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沉樱的人生哲学。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就在那座"小屋"里，她翻译了《爱丝雅》、《蓓蒂》、《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还编了《散文欣赏》、《观摩文选》等。

    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虽然她极少参加活动，却与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钟梅音、刘枋等人过从甚密，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

    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色彩，爱做摺纸、针包、手帕、椅垫等小玩艺。工艺品。造纸花是她的手工绝技："一根细丝，几片明艳的绉纹纸，串在一起，用手三抓两抓，就是一朵花。"她的纸花样子和色彩都很奇特；"可以说是花都不像；色彩之鲜，形态之美又比任何花都像花"。做手工艺品不仅是一种野趣，她觉得，在这个机械文明的工业社会中，最伟大的工具——人类的双手，不应该在平凡的劳作中失去尊严。每当她做完一朵花，同译好一本书一样，得到的是完成一件事的满足。1971年春，在台湾女作家的年会上，曾以她的纸花为主，举办了一次"女作家艺文作品展览"——包括各种手工艺品、著作及手稿，而她那姹紫嫣红的富有个性的纸花，是展品中的佼佼者。

    七

    沉樱的散文不多，但那纯朴、简洁、流畅的文笔，真挚、动人的感情，从不眩惑于奇巧和华丽的词藻等艺术特色和风格，是令人难忘的。1972年，在台湾她自费自售出版了《沉樱散文集》。这本集子分三辑：小品（十四篇）、信札（八篇）和序文（十六篇）。她在《自序》中说，从大陆到台湾，又越洋到美国，她对散文一直怀着敝帚自珍的感情。她散文中的《春的声音》、《我们的海》、《果园食客》等都是读者的难忘之作，先后已选入多种选集。对于散文，她有其追求。她编了三本《散文欣赏》，所收多为世界名家之作（也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从三篇序文中，我们可了解她对散文的看法：

    这些散文不发议论，没有费解的地方，但轻轻的笔触也会使 你沉思默想，若有所悟；这些散文不重故事在有动人的情节，但 淡淡的意味也能使你会心微笑或掩卷太息。

    ……题材方面，大部分仍是风花雪月，鸟兽虫鱼，偶而有篇 写生活的，也都是身边琐事。记得这类题材一向为人诟病，仿佛 有卢、难登大雅之堂，尤其在这提倡题材积极化的当儿，更是不合

    时宜。但自己喜爱的就是这种闲情逸趣，人有偏好，实在是没有 办法的事。……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是在于有无意思。这意思 可分为意义、意味、意境三种。三者之中，如果一无所有、就是空

    洞无聊；但有一即可，不必俱备。并且要排列次序的话，应该是意 境第一，意味第二，意义第三。这些文章即使不能说意境如何，至 少可以说意味尚可，至于意义有无，那也全在各人的看法、古人

    就说过"无用之用，是乃大用"的话。在这繁忙的工业社会中，提 醒人们注意一下星月的光辉花草的芳香，如能因而陶情冶性，也

    未尝不是重大的意义。题材不应加以积极消极化的划分，风花雪 月有写不完的情趣，身边琐事也有说不尽的真理，任何艺术的价 值，都是在于作者的感受心灵和表达手法，而不在于所用的素

    材。外国诗人曾说"一粒沙内见世界，一朵花中有天堂"。中国诗 人也说"小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可见美感是不受任

    何限制的。我们不应以题材论文章……

    沉樱关于散文的这些议论，这里不想作深入评析。不过，我的理解，不仅这是她针对台湾社会而讲的一个大背景，广义而言，颇有些透明的真理。好的散文应当兼有抒情和说理，即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的结合。题材，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谈，"但是无论说理还是记事或抒情，文学散文不同于一般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的地方，是在于文字表现上，手法的高妙，态度的亲切，意趣的横生。那种娓娓而谈的样子，使人同时得到真善美的感受，浸泳其中而又不自觉。"她的散文，正是她散文理论的实践。

    八

    文学翻译，是沉樱迄今不停耕耘的园地。她凭着自己的勤奋，先后翻译了英国、美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希腊等国著名作家及犹太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同情的罪》（198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再版）、《怕》、《女性三部曲》（1982年，重庆出版社再版）、《悠游之歌》、《拉丁学生》、《迷惑》（台湾文星出版社）、《青春梦》（台湾正中出版社）、《车轮下》（台湾道声出版社）、《世界短篇小说选》、《毛姆小说集》（文星出版社）等近二十种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及世界名诗集《一切的峰顶》等，使这块园地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使她成为台湾以翻译影响着读者的著名翻译家。

    她的译作统编为"沉樱译书"、"蒲公英译丛"，再加上她的《沉樱散文集》、《散文欣赏》（一二三集）等，又编为"蒲公英丛书"，并全由自己经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自办出版社，能长久生存者甚少，多数最后总要倾家荡产。但沉樱却是成功的一例。那些译作一版再版，经久不衰，使她意外地得到了经济利益。沉樱的劳动，使那些外国名作跨越国界，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须，有了新的生命，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蒲公英译丛"书后，沉樱这样写道：

    我喜欢花，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像曼陀罗、郁金香、 风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单是看看名字也觉有趣。这些花中蒲 公英是卑微的一种，冰雪刚化，它便钻出地面，展开绿叶，挺起黄

    花，点缀在枯寂了一冬的地面上，洋溢着一片春天的喜悦。尽管 无人理会，仍然到处盛开，直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时候，它才 结子变成白头翁，悄然消逝。现在用作我杂乱译书的总名，一方

    面是为了这名字的可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卑微的可取。

    这些话，说的是"译丛"，表现的却是她谦虚的美德、她的为人和性格。她与世无争，没有"野心"，她以蒲公英自况，甘作"白头翁"。

    以翻译赢得读者是不容易的。但沉樱是一位幸运的成功者。她的译作——奥地利近代大文豪诸威格（Stefan Zweig）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与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斯笃姆的《茵梦湖》、欧亨利的《礼物》并驾齐驱登上世界短篇小说典范宝座，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台湾，头一年就印行了十次，后来又印行了二十多次，打破了台湾翻译的记录，至今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

    诸威格曾被称为七个伟大的欧洲人之一，他是首先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在小说创作和传记文学写作上的人。罗曼·罗兰说"他如火如茶地发掘着伟大人的秘密、伟大热情的秘密，以及伟大创作的秘密……"，并以灵魂的钥匙，开启伟大的奥秘。他的作品多是警世之作，有三十国文字的翻译，无不畅销一时。

    沉樱由于译作的畅销，精神受到极大的鼓舞，一年内就出版了九种译书。她感到，世界文学名著是有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的，不管人们多么醉心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也不会忘情于万古常新的"古典"。

    有人主张文学作品不能翻，认为一经翻译，原作的完美、文字的光彩，就会受到损坏。但沉樱赞成翻译。译者的成败，就看能否真正做到信、达、雅。她认为，佳酿即使只剩下糟粕，也还留有特殊的芳香呢！沉樱是把翻译当成创作来对待的一位严肃的翻译家，追求的不止是达意，而且还要传神。她译笔潇洒，优美如行云流水，卷舒自如，完全摆脱了一般译作生涩拗口的毛病，作到了"篇篇珠园玉润，浑然无疵"。她对译文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既能体会入微，又能曲尽其妙。在翻译中，经过细读深解，她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她说："如果体会出一点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出一点微妙情调，简直像是自己创作一般得意。"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沉樱在台北独居的小楼里，寂寞中找到了寄托，通过译作，结交满天下……

    "沉樱是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田仲济《沉樱小传》）就早期她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科学的评价。过去，人们只注意她写的恋爱小说，以偏概全，忽略了那些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她的散文不多，只有一个集子，但文笔晶莹剔透，风格朴实无华，有些篇章令人叹服，堪与散文大家的传世之作媲美。她的翻译，成绩卓著，应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余年，时空把她与醒里梦里思念的乡音隔开，但她终于又拥抱了祖国母亲。回到美国，她在信里说，她越来越热爱生活，还渴望为祖国多多劳作。在北京，由于手颤，她要我代她草拟了一份回国定居的申请。她在河南开封闲居了数月，但始终不能习惯，于是又飞回美国，并写信给我。她真诚地说："……晚年无几，盖棺之后再来论定较为客观正确。俗语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看人要从头到尾地看，才能看出个所以然来……"（1982年11月24日给笔者的来信）。1988年4月14日沉樱病逝异国他乡。我知道，她的魂一定又搭乘波音飞机回到了祖国。当然，我这篇关于她的文字，不是定论；对于她（像对所有的人），历史会有一个公平的论断……

    1984年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