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但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
这是孙中山 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
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
在胡适笔下，孙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轰击仓皇逃命的孙中山，倒成了要炮击广州城的凶犯！而陈炯明呢，却是“革命”，是要造一个“模范的新广东”的功臣！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事情的评价可以达到这样截然相反的境地。人们到底相信胡适，还是相信当事人孙中山呢？历史自有公断！
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很快受到其他报刊的谴责。《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了S．S的《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恶石的《荒谬绝伦的胡适》、力子的《叛逆与革命》、子通的《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的言论。③
胡适却又拉来道德伦理做旗帜，指责国民党人士和孙中山，说：
近来最可注意的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④
这就不仅把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吹嘘成了“一种革命”，而且把他背叛孙中山同蔡锷推倒袁世凯相提并论，把缔造中华民国的中山先生同窃国大盗袁世凯摆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因此，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便载文指斥胡适，说他是“丧心病狂”。可是胡适却还瞪着眼睛否认，说他“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哩！
胡适的朋友、**人李大钊看了《努力》上的文字也很不满，曾写信规劝胡适，说：“《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⑤ 但胡适对此也置若罔闻。
后来，《努力》周报上还刊登了涤襟的《述孙陈之争》、林生的《再述孙陈之争》及胡适的几则短评，调子也稍有变化，有时各打五十大板，说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似乎孙陈都成了“实力派”，似乎双方也都是“革命行动”。胡适又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实则还是偏袒陈炯明。后因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其中有“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的话，胡适便又指责孙中山：“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⑥ 直至一年之后胡适仍在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把陈炯明叛乱战争所造成的广东“糜烂”竟全归罪于孙中山。⑦
孙中山对胡适的袒陈抑孙自然极为不满。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这年8月1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刊载其《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却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原报上亲批云：“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批文还“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⑧ 可见孙中山对胡适两年前的旧事犹耿耿于怀。
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彻底破产，他虽乞救于北洋直系军阀，又有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