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春，胡适筹创《努力》周报。2月呈报立案，3月批准，警察厅的批文要求他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① 5月7日，《努力》创刊。从此，胡适便与《新青年》团体正式分手了。

    《努力》周报是一个注重谈政治的刊物。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１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１

    这首歌，反映出《努力》周报对于军阀的“武力”统治仍保持着不满和反抗态度。但是胡适说，《努力》谈政治仍然“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② 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努力》第2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③ 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

    《努力周报》创刊号

    其实，“好政府主义”原是胡适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适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他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１④ 至于“好政府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胡适当时没有说明。

    这年夏天他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首次公开讲“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１⑤ 可见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

    胡适还提出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说这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这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

    以后，胡适又在上海、北京等处作过多次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⑥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做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那时的胡适脑子里简直充满了“好政府”的念头，所以作报告也讲“好政府”，作诗也讲“好政府”，而且从这诗里看，他那时讲的好政府确有反对军阀“鸟政府”的积极意义。

    《努力》创刊伊始，胡适便打算大力来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5月11日半夜，他写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已经很疲劳了，但他想，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周刊上作一般政论发表，影响决不会大，最好能约一些“好人”加入，作一个公开的宣言发表，于是打电话，第一个同李大钊商谈，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会议，又打电话给陶行知，他也赞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开会的有李大钊、汤尔和等十来人，后来王宠惠、罗文干也来了。讨论之后，略有修改，大家都赞成，都列名做提议人。于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便很快由通讯社电传出去，各报都登载出来了。⑦

    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人也签名赞成。然而“好政府”的实质却是企图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实行从欧美搬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