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考证伊始，胡适便夫子自道，说自己有点“考据癖”，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文章。故人们也戏称胡氏为“考据癖”。

    考据之学盛行于清代乾嘉年间，主要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及古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注重事实的考核，例证的归纳，根据可信的材料作出结论，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故又称考证学。胡适曾经总结清代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从中归纳出“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十个字，① 又把这种方法用之于小说研究，既吸取了清儒治学的经验，又是胡适自己的一种创造，使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胡适手书

    考证文章多半难免枯燥，做考证文章自然更加枯燥乏味。然而，在书山学海里跋涉自有一番读书人的苦趣，每有所得更别有无穷乐趣。二三十年代的胡适考证小说确也有点癖，熬了许多夜，吃了许多苦，也从中获得许多乐趣。

    胡适曾有“吴谜”之称，对于安徽的文人，特别崇仰做《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为了表彰乡梓的这位白话文学先驱，胡适在1920年4月间作了一篇《吴敬梓传》，开头便说：“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②

    由于当时掌握的材料太少，只好拿《儒林外史》来充篇幅，吴敬梓的生平行状反而语焉不详。胡适心里觉得很遗憾，便注意访求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等遗著。直到第二年，北京的带经堂书铺方才替他找到了《文木山房集》。“吴谜”十分高兴，便又用这集子做底本，参考别的材料，为吴敬梓做了一个年谱。前记中说：“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③

    这篇年谱是1921年冬天做的，一万七八千字，前后三天便写成了，而且其中两天有课，一天有会。如此迅速，“吴谜”也颇能满意了。但中间却也有一点小艰难。胡适从《全椒县志》里先查到了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依次寻出国对弟兄四个进士，又查得敬梓的高祖吴沛、父亲吴霖起，只有敬梓的祖父却怎么也考查不出来。这样，吴家的“世系”便缺了重要的一环，做不完全。胡适心里迷着放不下，便与他的朋友高一涵谈起，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又去查《耆献类征》，在卷一百十五有陈廷敬所作的《吴国对墓志》，从中果然查得国对的三个儿子中长子吴旦便正是霖起的父亲、敬梓的祖父。“吴谜”觉得这是“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便连夜增写吴氏“家世”一部份，修改完成了《吴敬梓年谱》。④

    胡适考证《红楼梦》也到了有点“迷”的程度。1921年5月间，他从单不庵处借得《雪桥诗话》及《续集》，8月里又买得《八旗诗钞》和《八旗文经》，考出了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几件重要事情。胡适自然很高兴。特别是其中所载曹雪芹与好友敦诚、敦敏的赠答诗，实在是考证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11月，他便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但是胡适还是觉得不满意，虽然《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先生说他的记载是根据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毕竟是后人撰述，属于“转手的证据”，只有找到《四松堂集》才算是同时代人最可靠的直接证据。

    于是，胡适拜托北京、上海两处的书店和友人千方百计地搜寻《四松堂集》，寻了许久，竟毫无《四松堂集》的影子。到1922年，胡适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有一天，忽然有个书店的伙计送一部书来，说“《四松堂集》找着了”。胡适喜出望外，打开来一看，却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集》！不几天又有人来对胡适说，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四松堂集》。胡适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那人回去一看，果然又弄错了。

    4月19日，胡适去北大上课。松筠阁书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