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个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18

    俞先生说的很在理。所谓“自叙传”说确有它“着实得多”的一面，它是从生平家世等客观方面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也大致符合文学创造的规律，因此，它与旧红学索隐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自叙传”说又有偏向，也即“过于拘滞”，以致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抹煞了艺术典型化的特点和意义。因而新红学派虽然捣毁了旧红学索隐附会的迷宫，后来却也陷入了以《红楼梦》附会曹家人事的新迷宫，从旧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淖里爬出来，有时又往往栽进新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坑。胡适后来甚至还把《儒林外史》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当作吴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进了他所撰的《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这就完全混淆了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限，“自叙传”说大约也发展到极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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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止，胡适一生共写有关《红楼梦》的考证研究文章书信共约15篇，计10万余字，差不多占了他的小说考证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开创的新红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实。

    ②“脂砚斋”是何人？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近人看法颇多歧异。胡适的说法也前后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认为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族的亲属”，或“亲信朋友”，后来又说“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适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最亲信的朋友”。《胡适口述自传》关于“新红学的诞生”一节有唐德刚先生的一段按语，说“适之先生始终认为‘脂砚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这话自然是未曾细检胡适论《红楼梦》诸文所致。

    ③《石头记索隐》，原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至6期，后于1917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到他的“三法推求”：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69页)

    ⑤《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载同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红楼梦》。同年11月改定稿，载1922年5月亚东初排本《红楼梦》再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据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页。

    ⑥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有一条记云：康熙间，曹练亭(按，当作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辏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⑦胡适考证《红楼梦》曾得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他在口述自传时也曾说到：“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页。)他们当年为此曾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后由赵肖甫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连载于1943年至1944年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界印行的《学术界》杂志。分2编：上编为胡适与顾颉刚的通信，共27封；下编为胡适与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学术界》开始刊登这些书信时有编者的按语，录如下：“在过去20余年考证《红楼梦》的工作中，胡适之顾颉刚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间书翰往还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兹由赵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讨论《红楼梦》书札，检付本刊，以飨读者，实深欣幸。”(《学术界》第1卷第1期。)这些书简多作于1921年4月至9月间，充分说明在用新方法考证《红楼梦》的初期他们师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适得到顾颉刚的帮助尤多。

    ⑧1921年5月，胡适在天津图书馆查阅《楝亭全集》，于《文钞》卷中得许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禄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与《红楼梦》所叙相符。又见《诗别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诗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犹子”诗句，以为“曹寅当时年老无子，故曹 承继为后；曹 已立为嗣之后，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为老年得子，宠爱之极，故打破侄辈从‘页’的单名例，而取名‘天佑’”。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29～34页。按，曹 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为曹，是曹寅去世后过继的，即雪芹的父亲。而“天佑”，应为曹 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⑨参看《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⑩此条材料原见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第23页。胡适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59页；后又引用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里，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9版，卷三，第212页。

    胡适关于《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说多年来影响很大，或赞扬、吹嘘，或批判、打倒，各走极端，都不符合实际，都不公允。我们应该作一点历史的分析。

    一方面，胡适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经历，绝似石头”(鲁迅语)以后才得出结论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适文存》卷三，第219页。)所谓“自叙传”，也就基本上是这“底本”与“影子”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模特儿”及“生活原型”的意义大致相同，是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因为有扎实的事实材料作根据，所以“自叙传”说便绝非索隐派毫无事实根据的随意附会所可比拟，而且对批判旧红学各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叙传”说在“底本”与“影子”说法的基础上又将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艺术典型等同于生活原型，将作品中的人物与曹家一一比附，说：“《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 ；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胡适文存》卷三，第224页。)这就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艺术典型化的意义，因此也就否定了艺术本身。胡适晚年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说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话，恐怕与这一点也是分不开的。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说”，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页。

    12这首诗见《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顾颉刚抄出寄给胡适，即《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上编“三答查得关于高鹗及曹寅的材料书”(1921年4月4日)，载上海《学术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张问陶(船山)的《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九月，题下有注云：“传奇《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云：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

    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

    转引自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页。（三版注）

    1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到高鹗续书，也说：

    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鲁迅全集》第9卷第237页)

    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又说道：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39页。)

    鲁迅的这些看法，与胡适的观点可以相参看。

    14《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页。

    15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6回，线装四册，第1回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话。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为大兴刘铨福旧藏，1927年归胡适。1949年4月胡适逃亡美国，便把甲戌本带到美国去了。1951年，胡适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摄成三套显微胶卷；1961年5月，胡适在台北“中央印制厂”自印，用朱墨两色影印，装四册，卷首有胡适所撰的“影印缘起”和跋。

    16此文原载上海《新月》杂志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17魏绍昌的《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红楼梦》版本简表”，共三表，表一为“脂本”，列至今所发现的脂本共12种。读者可以参看。

    18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转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辑，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