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戏剧，胡适也热心改良。他少年时代爱看徽戏，还和儿时的朋友在田里扮演过“三国”、“水浒”之类的旧戏，但到五四时代，他和文学革命的许多朋友一样对中国旧戏也很反感了。

    1918年10月，胡适轮着编辑的《新青年》第5卷4号出版，提出戏剧改良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计有：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

    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附录一)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附录二)

    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

    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

    这一期的《新青年》便俨然成了“戏剧改良专号”。

    胡适的论文猛烈地攻击了中国旧戏的“团圆迷信”，提倡“悲剧观念”——这前面已经说过。对旧戏的形式方面胡适也有激烈的批评，他特别反对旧戏的“连台本”和表演的程式化，说：“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方法。如《长生殿》全本至少须有四五十点钟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须用七八十点钟方可演完。有人说，这种戏从来不唱全本的，我请问，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那种连台10本、20本、30本的‘新戏’更不用说了。这是时间的不经济。……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筋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１① 胡适的批评确有中旧戏肯綮的地方，他认为要改良中国的戏剧，应该虚心去研究西洋的戏剧，学习西洋的戏剧，“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只有“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②

    胡适对西洋的文学、西洋的戏剧确曾做过一番研究，觉得它们足够做我们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模范。1918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说到：“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③

    果然，这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便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位西方大文学家——戏剧大师易卜生，出了个“易卜生专号”。那阵势是颇为雄壮的：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三个剧本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④ 这样勇壮的阵势，也是对中国旧戏的一次严重攻击。

    《新青年》易卜生专号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篇重要文章大量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娜拉》(今译《玩偶之家》)、《罗斯马庄》(《社会栋梁》)、《雁》(《野鸭》)、《博克曼》、《国民公敌》、《海上夫人》、《群鬼》等等，并且给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着重宣传了所谓“易卜生主义”，即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后来，胡适把它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⑤

    胡适如此推崇易卜生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对于当时反对宗法**主义传统势力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和冲击力量的，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则又有非常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易卜生的戏剧有许多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创作方面，有些剧